“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代人范仲淹这句名言，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多半对其有印象。在范仲淹所处的时代，人们所栖息的地方，不在庙堂则在江湖，“社会”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

在经济上属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政治管理乃皇权结盟族权的中国帝制时代，一个中国人多半是呆在村庄里，受家族的庇护，若是一位读过书的才俊，则有可能参加科考进入庙堂体系，除此而外，只存在一些不由庙堂和家族管理的边缘人，多半是做强盗、做算命先生、游方和尚，俗称“江湖人”。范仲淹所说的“江湖”，应当包括庙堂之外，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村落、家族，再加上君权、族权达不到的灰色地带。

那么，社会哪去了？熊培云兄在他的新著《重新发现社会》里，引用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说法，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

《现代汉语词典》将“社会”做两种释义：一是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即社会形态。中学教科书常说的五种社会形态即是此意。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各个阶段和形态都有其相应的命名。而作为“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为了商品的交换、人员的流动、契约的订立履行的有效有序，并不仅仅依靠政府，一些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在发挥着巨大的效能。这样的“社会”属性，我国在清季以前，是不明显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官府采取分封或郡县制，最大的功能是维护政权不落他人之手；而各个村庄和家族几乎可以互不来往进行自我管理。一个无远弗届、无所不包、有机运行的大社会，没有出现的历史条件。因此，当清末中国一帮留学生东渡日本，翻译日本著作时，碰到“社会”这两个日本汉字，茫然不解。老同盟会员冯自由回忆，他从日文转译德国人的《政治学》，请章太炎为其润色，“对于日文名词，煞费斟酌。如‘社会’一词，严几道（复）译作‘群’，余则译作‘人群’或‘群体’。”----显然很不确切，德鲁克所说的逃难群体或人群怎么可能是社会。

依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社”是土地神的神主，二十五户共一社；“会”是聚集之意。千万个共奉土地神的村落，叠加在一起，并不当然地构成社会，因为社会必有其打通全体的脉络、血管和肌理。

读完《重新发现社会》，我才得以对今日出现频率极高的“社会”一词做一番、梳理，开始思考熊培云所言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如何代替了中国古人所说的“庙堂和江湖”的二元关系。正如古人不知有“社会”只知有“江湖”一样，古人不知有“国家”（state而非country），只知有“朝廷”和“官府”。自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相伴进行的，这也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迥异于以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清朝覆亡后，伴随政权易手的，更有历史意义的是现代社会的雏形正在生成。这也就是民国初年尽管军阀混战，中央政权暗弱，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体能比较正常地运行的原因，孙传芳统治的上海生产的商品，能顺利卖到张作霖控制的奉天。

正如培云在书中所言，1949年至今的前三十年，和民国初年正好相反，是国家（或者说政府）极其强大而社会弱小的时期，政府以政治权力配置一切的资源，包办了许多应由社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自我调整的事务。而单位体制加人民公社体制，可以说是古代无数个“二十五户共一土地神”的村落由同一个皇帝统领、彼此并不发生过多关系的翻版。单位之内或公社之内，成员的吃喝拉撒全部得到解决------显然这样的解决只可能是低水平的。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是重新发现社会，重新认识社会的大变革。到今天为止，经济改革的成就几乎无人质疑，然而，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在内的整体变革，如何推进，仍是个大问题。政府该放弃什么，又该固守什么，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某些方面甚至阴阳颠倒，该管的不管，该放的不放。这些问题不解决，政府一味地聚集财富、加强社会控制的硬实力，并不能防止整个社会的生态失衡甚至溃败，从而必然导致执政合法性的丧失。从这个层面来说，《重新发现社会》不啻一部《盛世危言》。

只有重新发现社会，中国人才能告别江湖世界，从而建设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