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河北蔚县发生一起矿难，34人遇难，1人失踪。就其死亡人数而言，在矿难频发的当下算不了什么，但这场矿难的余波一直震荡到今天。近期，因矿难瞒报原县委书记获刑13年，原县长获刑14年。陪着两位官员下狱的，还有某中央媒体驻河北记者站站长，因矿难发生后，拿了该县政府20万“封口费”，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贪污罪判处该记者七年有期徒刑，合并执行十六年有期徒刑的刑罚。

这次案件和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后，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可算近年来两期权力和媒体合谋隐瞒真相的典型事件。本人不想探讨这位站长拿20万是完全的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其获刑是否畸重------不管这位记者其职业道德何等的不堪，他应该得到法律的公正处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权力“封口”失效呢？显然，“封口”失效是小概率事件，否则人家当官的也不会煞费心思去封口。

官员拿钱去“封口”，不独传媒发达的今日存在，中国的古已有之。据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分析，明清两代漕运行业中专门一种靠拿“封口费”为生的人群-----漕口。这些人多是科举蹭蹬的穷秀才，他们知道官府在朝廷规定之外，向漕户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以自肥，显然这严重违背中央政策。他们利用自己知识和信息上的优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官员不出血他们就给漕户出主意，上访控告地方官的不法情状。只要索要的“封口费”不过分，地方官愿意花钱买平安。

记者在矿难发生后，索要“封口费”，其内在逻辑和“漕口”索取“白规”无异。是典型的权力为恶，别人要分一瓢羹，这是以权谋私的官员必须支出的成本。但也有失效的时候，古代这种状况发生，多半是官员和漕口谈崩了，或者某位朝廷派来的官员微服私访调查到真相。-----不过这比彩票中大奖还难。

而今日中国，“封口费”失效的原因主要是信息的多元化和控制方缺乏必要的能量。以矿难、工程事故为例，除了安抚死者家属不上告外，主要的工作是放在对付媒体上。在今日信息传播技术十分发达的网络时代，理论上说，没有一起矿难能够隐瞒住。只要有一家媒体不被拉下水，甚至只要有一个知情者能将信息发到网上，那么此前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可能付之东流。现代社会，要封锁消息，成本越来越高，技术难度越来越大，蔚县书记、县长双双判刑，就是一起“马失前蹄”。

但这几年有关矿难“封口”的新闻报出来不少，不被公众所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这说明尽管“封口”技术上难度增加，但依然是可行的。设想一下，这个县委书记的权力足够大，或者活动能量超强，不仅能控制住自己辖区的媒体，而且能控制全省甚至全国的媒体；不但能控制纸质媒体，而且能控制网络，可以让一切散布该消息的帖子消失，那么岂不是遂其所愿了？现在一些地方发生对当地主政者不利的事件后，当地主政者让手下拿着大把钞票进省城或进京运作，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信息的传播，几乎形成了一门官场学问。从这点来看，蔚县的书记、县长，以及那位记者站长，只是手法太笨，运气太差。瞒报这一条，一旦被追究，那就有极大的问责空间。在古代，欺君之罪比虐民之过要严重得多。

如果，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一种公权力能霸道地控制信息传播，真相总能呈现出来，那么像蔚县书记、县长这类官员就不会花那么多冤枉钱去试图“封口”了。

（《华商晨报》专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