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东方文化周刊》

读先秦时的寓言，读者稍加留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寓言中一些愚蠢可笑的人总是出自楚国（如“买椟还珠”、“画蛇添足”）或者宋国。如《庄子·逍遥游》中，宋人有祖传秘方不龟手药，但他只靠此药世代以漂洗丝絮为业，而一个客人购此秘方后则将之献给吴王用来防治水师将士生冻疮，得以大贵；《战国策》中讲了一个故事：宋人有学者，学完三年后回家直呼其母亲的名字——这在中国是大不敬。其母问他：“你学了三年，反而叫我的名字，什么原因？”其儿子回答说：“我知道圣贤的人，没谁超过尧、舜，尧、舜是他们的名字；吾知道浩大者，没有大过天地，天地是其名。现在母亲贤不过尧、舜，大不过天地，所以直接叫母亲的名字。”

这种赤裸裸的“地域歧视”，究其原因，楚国是后起的超级强国，在中原人眼中是暴发户，是南蛮，虽然富强但是没文化，就如美国刚刚强大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而宋国，正相反，它是商人的后代。周武王纠集“联合国军”灭了商纣后，对商的遗民不可能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否则其吊民伐罪的道义合法性不存在了，先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商朝遗民封在中原一块小土地上，派管叔、蔡叔监控他们，没想到三人倒勾结在一起造反了。周王朝杀了武庚后，就让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承继了封地，奉祀商朝列祖列宗。——征服敌国不绝其祀是上古中国政治中一种不无“人道主义”色彩的措施。

后人嘲讽宋人的迂腐、不知权变，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宋襄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不要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鲁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3），诸侯霸主齐桓公死了，霸主的位置空悬多年。当时最强大的是楚国，但楚国形象太差，给中原诸国以蛮横粗鄙的感觉，自然难以出面当霸主。这时候，宋襄公，这个商朝苟延残喘下来的小国国君，竟然不知道天高地厚，想过一把“霸主”的瘾，来维持国际秩序。他知道干这事没有强大的楚国答应，那是不行的，于是在鲁僖公二十一年派人征求楚国的意见，想自己在鹿上主持诸侯会盟，楚国答应了。公子目夷（子鱼）劝谏道：“小国争当盟主，这是招祸呀。”宋襄公不听，心想最强大的楚国答应我了，这事能做。他以为大国外交，必定会守承诺，哪知道楚国根本不管这些，而是在耍花招，故意先答应宋国。在会盟时，将宋襄公俘虏，然后再放回家。这对一个国君来说，应当是奇耻大辱。

但宋襄公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第二年有了著名的泓之战。鹿上之会自己受辱，回国好好韬光养晦就罢了，可宋襄公伤疤未好，竟然追究起郑国前一年未能受邀参加盟会，亲自当兵讨伐。郑国是楚国的被保护国，楚国便出救兵，楚、宋之间爆发了大战。开战之初，宋军是以逸待劳，已经整顿好队伍了，楚军还在渡河，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建议：敌强我弱，我们趁其渡河时袭击。宋襄公认为如此胜之不武，没答应。等楚军渡完河后，部下再请求出战，宋襄公认为楚军还没整顿好队伍，摆好架势，不可。当楚军准备停当，两军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的大腿也被箭射伤。

带领残兵败军回国的宋襄公，遭到国人的普遍埋怨，认为其太不可思议。宋襄公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意即说，君子不会再伤害已经受伤失去反抗力的对手，不擒获头发斑白的老兵。古人整军作战，不靠地形来取胜。寡人虽然是灭亡的商朝后裔，不能攻击还没有摆好架势的敌军。这番高论自然遭到公子子鱼等人的反对。子鱼说，兵以取胜为最高目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如您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拱手当人家的奴隶，还打什么仗呀。

宋襄公特别强调他是“亡国之余”，或许是在为自己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找理由。可想在商朝时，宋襄公的战法，是公认的规则，就如我们看中世纪欧洲贵族之间的决斗一样，偷袭是不道德的。可见这种连打仗也要讲规矩，明明白白取胜的旧贵族精神，在中国的上古也曾存在过。但旧礼法、旧道德到底不敌现实的功利，所以《淮南子》评价宋襄公这番高论：“古之为礼，今之为笑。”公子子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中国历代带兵者信奉“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莫不如此，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宋襄公以至于先秦寓言中宋人的种种行为，就被看成愚蠢，不开窍，中国人越来越聪明了。

固执地坚守曾有的道德礼仪的人，往往是现实中很难得志的理想主义者。这或许是殷商移民的一种民族特征，孔子就是宋国人孔嘉父的后代，他对弟子说梦见自己坐于两柱之间，殷商的礼仪是死人停灵于两柱之间供人祭奠，他知道自己大限将到。可见，孔子一直就认为自己是殷商的后裔，一个现实中四处碰壁而不改其志的“丧家犬”，这和宋襄公是何等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