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是一首先秦的古诗《击壤歌》，被清代的沈德潜评为中国诗歌之始。诗歌明白如话，描写的是自给自足经济下一位农民的生活，他可以自己凿井，自己耕田，当然也就自己种菜、饲养禽畜，所以最后自豪地反问了一句：帝王的力量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今日，中国的食品安全令国人揪心，也令高层震怒。“毒奶粉”阴影尚在，今年了又出现了“塑料米粉”“瘦肉精”“牛肉膏”等等，温家宝总理为此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说制售“问题食品”甚至“有毒食品”是“缺德”，毫无疑义。但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缺德，为什么缺德能成为食品行业的潜规则？为什么缺德的食品行业能够存在？在食品安全方面，政府该做什么？做得怎样？

如果我们再回到《击壤歌》描写的上古时代，对多数人来说，食品安全显然不是个问题。中国上古还有一个神话传说是“神农尝百草”，这应该是中国社会从狩猎走向农业的一种写照。在此转型中，哪些植物的块茎是可以食用从而推广种植，哪些是有毒而必须舍弃的，是靠“神农”这种大无畏的先民用生命试验出来的。一旦农作物和家养禽畜的种类确定，一户或一个部落就完全可以如《击壤歌》那样生活，哪里用得着“帝力”？

“帝力”置换到现在的“语境”，就是“政府或官府的力量”。官府凭什么统治众民并收取赋税？其合法性则在于它维护了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既包括治安，避免人与人之间堕入相互残杀的动物世界，同时也包括维持人与人之间交易的公平与安全，其中包括交易的食品应该是安全的。在《击壤歌》中，人们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和饲养的禽畜，喝的水是自己掘的井，如果部落能够抵御外力的侵扰，确实他们不需要“帝力”。

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是道家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历史的进程显然不可能遵循老子的设计，人与人之间出现商品交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其实在近代以前，包括明清两朝在内的中国漫长的古代，官府对民间社会的管理也是相对消极的，只需要维护社会起码的治安秩序即可，民间社会有其自治格局。官府用不着管那么多的事也是和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有关，在那个时期，多数家庭可以自给自足，商品的交易量和交易半径相当有限。那时候老百姓食物中最大宗的商品是食盐，这是由官府垄断的买卖。而粮食、蔬菜、禽畜肉的交易量和交易半径很小，基本上是农民拿自己吃不完的食品去几里外的集镇或城市去销售。这是个熟人社会，食品的来源路径是比较明晰的，那么制售假劣食品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即使官府不处罚，这种人也可能成为熟人社会排斥的“缺德鬼”。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发达的“食品化工”技术，简单的食物腐烂变质，一般人凭肉眼就能判断。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已开始进入工商业社会，包括食品在内的商品交易量巨大，其流通的范围也极广。一个北京的居民，吃的米产自黑龙江，买的肉产自四川，吃的蔬菜来自山东，喝的牛奶则来自内蒙，这是都市居民正常的生活状态。没有人能说得清自己每日吃下的食物其清晰的来源，也没有专业的能力和足够的时间去一一辨别食物的安全健康程度，他们只能相信政府，相信政府帮他们把住这道关。这也是现代工商业社会城市居民缴纳的税率远高于农业社会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远多于农业社会。如果政府收了税不干事或者事情干不好，而且又没有一种制度追究政府中相关责任人，那么后果是灾难性的。人是趋利的，其道德感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或维持，当许多商户制售不安全食品牟利而没能受到惩罚，其因成本的降低必然在市场上挤垮老老实实的经营者，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是，留在业内的多是“缺德者”。整个社会实际上就进入了“互害”，据报道：一些养猪的从来不吃自己用以销售的猪肉，而种菜的、养奶牛的皆是如此。但在专业分工日趋细密的今日，多数人包括从事农业产生的人不可能如《击壤歌》那样万事不求人，养猪的诚然可以食用专门为自己养的、没有用“瘦肉精”喂养的猪肉，但他难保不买陈化粮，不给孩子买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种菜、海鲜养殖、养奶牛的。在这样的食品安全形势下，没有谁能避免不安全食品的伤害，除非专门有指定的农场为他们生产无害、绿色的粮食、肉奶、蔬菜等食品。这种在现代社会依然能“拷贝”《击壤歌》生产的食品，只能是少数人的“特供”，多数人是无法享受到的。

在现代社会，没人能吹牛：帝力于我何有哉。那么，为了食品安全，最需要改进的是“帝力”的服务水准，其次才是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道德水平，若“帝力”不作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缺德”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