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校庆举办了一个超级隆重豪华的典礼，在此期间不免有人议论这所培养众多高级官员的名校，什么时候建成“世界一流”。

在我看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或许就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至少是离“世界一流”很近。在历数清华灿若群星的人物时，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服务清华近四十年、执掌清华和西南联大十七年、又在海峡彼岸创办了新竹清华的梅贻琦先生。

近日，钟秀斌先生惠赐他和黄延复先生合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看完后我对梅贻琦的生平和思想才有所了解，才知道梅先生除了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给中国教育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也能解开我曾有过的一点疑问。以前我看钱钟书、曹禺、吴晗、韦君宜、赵俪生、何炳棣、何兆武等人的传记和自传时，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大家都出自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要知道，1925年清华才从预备留美学堂改成大学。清华大学短时间内能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和梅贻琦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梅贻琦在清华学堂改大学的第二年即1926年任教务长，在1931年至1937年清华的黄金时期任校长，抗战八年他作为西南联大事实上的校长（另两校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弦歌不辍、斯文不断。

梅贻琦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感染力，看上去没有什么鲜明的领导才能，连他常说的“大概或许也许是”也被师生善意地调笑。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能使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梅贻琦比蔡元培小21岁，比梁启超小16岁，和胡适、蒋梦麟是同龄人。与蔡、梁、胡等人相比，他少了些传奇色彩。蔡元培早年翰林，尔后参加同盟会，加入反清的革命者行列。革命成功后又是南北会谈的重要人物，尽管他执掌北大成绩巨大，但其最大的成绩是开启了由“官学”变“大学”的序幕，他任北大校长时间并不长，本质上还是个政治家。梁任公则更复杂，一生经历变法、保皇、立宪、反袁，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活动家，其文笔让无数青年如痴如狂，晚年才回归到学术。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头号人物，开中国现代学术风气之先，其在世时，有着“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社会影响。和他们相比，梅贻琦更加低调纯粹，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他不去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现在的大学校长在科研项目上“有权者通吃”的状况在当时恐怕是丑闻，他也很少就政治、经济等公共事务发言，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办好清华这件事情上，心无旁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我以为，这才是他的最伟大之处，这也是清华的最大幸运。

我以为，之所以说梅贻琦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斯文”，是他真正把维护“斯文”——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名利和政治、人际上的恩怨则在其次。梅氏的办学理念概言之为三句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三句话，可与至今尚立在清华园内一块石碑上镌刻的陈寅恪悼王国维的一段话参看。陈氏在悼文中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若无梅贻琦维护“斯文”的努力，靠庚款乃至更多的钱，是办不好一所大学的。

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病逝，葬在新竹清华的校园内，他的同道蒋梦麟先生为之撰写的碑文称其“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不为过誉。而今，其墓地所在的“梅园”花木成林，成为校园一景，正合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说。

在百年盛典的清华校园里，冠盖如云，繁花似锦，高楼堂皇。不知道会有几个人想起梅贻琦。斯人已去斯文尚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