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蒋介石：1887—1975》的一点闲话

   翻看师永刚、张凡编著的《蒋介石：1887—1975》（华文出版社），首先注意的是书腰上引用龙应台评价蒋氏的一段话：“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比如蒋介石的嘉言录受王阳明哲学的影响，其中‘生活的目的在增进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续之生命’，是指对全体人类有贡献，要为后代负责任，呈现强烈的时代精神。”

   这让我立刻想起了我读高中的母校新邵三中。它位于湘中一个小镇，民国时代建校，初名“景中”，是景仰中山还是中正，不得而知。在我读书的时候，校园内还有诸多民国建筑，其中最壮观者为大礼堂，依山而建，青砖石阶，大门门柱用青石条建成。不知道为什么两个门柱上糊着水泥。本世纪初，我回乡数日，去母校看望老师，大礼堂仍在，而石柱两边的水泥脱落了，露出的是两行镌刻在石头上的蒋氏“嘉言”，正是龙应台评价的两句话，蒋氏的手书挺拔工整，但有些拘谨。

   母校那对石门柱楹联的命运，或许可视为蒋氏在大陆评价的一个缩影。在上世纪的中国大陆，没有人能像蒋氏那样，以世纪中叶为分水岭，前后的评价有那样大的反差。1949年以前，他是“英雄”、“伟人”、“领袖”，1949年以后他是“独夫”“暴君”“人民公敌”。

  21世纪以来，蒋氏在大陆的评价日趋客观公正，对蒋介石的研究以及有关他的书记俨然成为热潮。师永刚、张凡编著的这套书，以辑录蒋介石八十八年人生言论思想为底色，辅以编著者的解读，且选取了大量蒋氏的照片为映衬。多数读者无缘也无暇去翻阅卷帙浩繁的《蒋介石日记》，这套书应当算一种材料比较全面、介绍相对公允的“简缩本”，有助于了解的人生观、历史观以及他思想的脉络。

   蒋氏留下的言论很多，从北伐成功，他成为国民党实质上最高权力拥有者开始，官方的文宣机构就开始宣扬其“嘉言”，但大规模而系统的宣传，恰恰是在蒋败退到台湾之后，据说是国民党当局对抗大陆正在流行的“红语录”有意为之。我认为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相比于毛，蒋在大陆统治时并无绝对的权威，彼时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权争潜流涌动，蒋做许多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他宣扬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不但遭到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批评与反对，即使在党内，亦不乏“杂音”，只有到了台岛，蒋氏才完全掌握了政局。还有一个原因是情势使然，脱胎于同盟会的国民党是以反帝制成功而成为政坛上的重要角色，“民族、民权、民生”是中山先生确定的政党宗旨，而中山先生生前从未掌握过全国的最高权力，蒋继承中山先生的遗产，进而靠武力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作为一个以反帝制姿态走上历史舞台的政党，如果它的领导人的言论，被刻意树立为“圣旨”一样的权威，难免使其在道义的合法性上受损。

蒋本人思想上谱系颇为复杂，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中年皈依基督教，又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但本质上他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人，只是他一代士人由于“科举入仕”的传统路径中断后，不得不去异地，走异路，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依然是他们这代精英孜孜所求的目标。蒋平生敬佩的王阳明、曾国藩是明清六百年来将“三不朽”做得最好的人，而且和终生是朝廷忠臣、爵位不过封侯的王、曾二人相比，蒋掌握了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可以说不亚于古代帝王。在此情形下，“君师合一”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在中国儒生的心中，上古的尧舜禹之三代是君师合一的，最高统治者同时掌握着最高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即政统和道统系于一身。最后一个道统和政统合一的人是毛、蒋二人共同的先祖——周公。周公以后，到了孔子时代，道统和政通彻底分离了，孔子只能是“素王”，是“至圣先师”，而无最高权力，后世的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莫不如此。而历代帝王虽然称“圣”，哪怕是满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不遗余力地剥夺儒生们对名教的解释权，但还是不敢觊觎孔子“万古一师”的地位。满清逊位后，接着就是“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孔子原来作为所有读书人公认的“师”之位空缺了，那么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借鉴异国，以“革命导师”而兼“最高领袖”，政统和道统俨然合一了。

但如上文所论及的那样，蒋领导的国民党碍于情势，可以将已经故去的孙中山尊为国父，将“总理遗教”尊为“先帝谕旨”甚至古代孔孟等人“圣训”的地步，但活着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还不能公开以引导教育万民的“师”之面貌出现。但不能说蒋本人没有这种想法以及努力，翻看这本书，处处可见蒋教导青年的口吻，他本人在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还在言行上效仿王阳明、曾国藩，企图在道德层面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近乎“圣”的人物。

尽管到了台湾后，终于掌握绝对权力的蒋氏，其嘉言也近乎“最高指示”，但“君师合一”毕竟只能是传统政治的回光返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也难以遏其大势。等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报禁”后，“政统”亦不系于某一人某一党，而系于选票，选民选出来的领导人，若还想扮演教化众民的“师”，更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