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码字者，我常常自问：我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当然，若以大历史的眼光，那得等到我们这代人骨头成灰，才可能有个公允的评价。而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从纯感觉来说常有困惑。它不是衰世，因为满眼姹紫嫣红，满耳莺歌鹊唱，财富的金色照耀着大大小小人员的面孔。但若说它是盛世，却常常能听到危言，看到险象。

读完潘采夫的新著《二时代》，我找到了答案。这就是一个非盛非衰、亦真亦假、半梦半醒的“二时代”。我们在传统典籍中读到的浩然正气、大雅大颂、一本正经都依稀难觅，即使是极左时代伪装的高歌猛进、宏大叙事也已经不再有当年的催眠作用。一本正经的规矩和程序，或者套用春秋时期孔子追思的先贤礼法，在各个领域，尤其是一个时代精神风标的儒林伶界——即现在所说的文化演艺圈，已经被一帮掌握优势资源的人霸占和僭用。因为一本正经和崇高理想被污染了，有良心和真爱的人只能以嘲讽的心态围观。潘采夫这本书收录的主要是其这些年的文化评论，他的戏谑、他的解构，便是对这个无法一本正经的“二时代”一种故作轻松的反抗和反思。

这些年几乎所有重大的文化事件都没有逃过潘采夫的眼睛，在这本书里他一一予以评论。如文化口红制造者余秋雨在网络时代被娱乐化的遭遇，这位俨然成为沪上官方文化名片的人，在潘采夫的笔下是：“除了玩深沉比较招人烦之外，‘戏子人格’也许应算一个。平时一脸忧患，喜欢娓娓道来，五千年的文明全写在脸上。”如对曾在90年代为中国观众提供一种新的审美感受、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具批判性的导演张艺谋，一旦成为“官有、官用、官捧”的“形象装修师”，潘采夫的评价是《好吃还是官家饭》，“他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人，一个大牌策划人，一个成功的文化商人。”而对张艺谋饱受知识分子诟病，潘的解释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会批判，而对中国的电影导演来说，批判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死法。勘破了这一点的张艺谋，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赢得了市场、票房、政治、权势，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失去了在电影史上的话语权。得耶？失耶？这就要看张艺谋认为什么‘最有意义’了。”对张的华丽转身，潘并非一味的讽刺与批判，而将其放置在时代大背景下予以一种“同情之理解”。此外，对季羡林、文怀沙、李敖、赵本山等人；对春晚、百家讲坛、祭祖潮、争名人故里、作家官员遭遇板砖等事，皆有隽语酷评。如评“百家讲坛”的标题是：《这一夜，学者说相声》，他断言靠渲染整人秘笈、厚黑之学来吸引眼球的学术栏目会很快衰落：“讲三国不敢讲当今时局，讲水浒不敢讲官逼民反，讲红楼不敢讲官员腐败，讲金瓶不敢讲风云无边。一切都莫谈国是，一切都回避风险，没有娱乐也没有思想，没有文化也没有担当，这样的节目被抛弃，是民众还没有完全被麻醉的表现。”

历史上评点人事喜冷嘲热讽、刻薄见骨、戏谑近虐者，往往是内心真诚良善的人，其狂狷与嘲讽的态度是对自我价值观的一种坚守。今日看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刘伶、陶潜等人，其轻薄名教、不拘礼法的生活态度，恰是因为从汉末开始，垄断“名教”“礼法”解释权的权贵层，处处是行事龌龊、无耻到极点，权臣篡位如曹丕，骨肉相残如司马氏，但权贵表面上却口口声声道德、礼法，对被污染、盗用的“名教”“礼法”，阮籍、嵇康、陶潜等人只能以“青白眼”视之。到了明末，士大夫阶层亦是糜烂而无德，假道学却盛行，清醒如李贽这类士人，评价这种现象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圣人讲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时人视李贽为叛逆。到了清嘉、道年间，士风亦如魏晋和明末，所以龚自珍这类狂狷之士成为阮籍、李贽等人的异代知己，他清楚知道陶潜等人的愤世嫉俗、不拘礼法是不得已的，内心却是正义凛然，所以读陶潜诗集后吟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这是夫子自道。

     “二”眼观潮，是难得的清醒，戏谑中有难言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