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粒珍珠的故事》

今年2月中下旬，几位知名学者、记者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成为官民互动、许多人参与其中的一项行动，进而这一行动引发了要不要禁止儿童乞讨的讨论。儿童福利一时间成为庙堂和江湖都关注的大问题。其实，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儿童如何更加幸福、健康地成长，是古今中外有责任感的人士心之所系。

近日，读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物自传：《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作者刘德伟是中国现代儿童福利事业的先驱，她在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国大陆政局大变迁的时代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当时中国可谓积弱积贫，兼之局势动乱不已，那时候从事儿童福利事业，其艰难程度远非今日能比。然而，就是在这种筚路蓝缕的开拓中，刘德伟和她的同事，所作的一切，尤其是对儿童福利事业的认识，今天的专业人士，恐怕未能超越，甚至达不到她当年的程度。

刘德伟生于1912年，前半生算是生于、长于民国，父亲是一位常驻武汉的高级军官，因此其五位兄弟姐妹皆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刘德伟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夏天毕业时，已是国难当头，辽阔的华北，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做过短暂的中学教师后，因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刘德伟也投入这一民族圣战的洪流，1938年她作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她在高中时皈依了基督教，而其父母则是佛教徒），赴美参加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16人完全由民间团体选出，政府未派一人，16人中两位女代表，另一位则是在淞沪抗战中越过交战区将一面国旗送给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杨惠敏。第一次出国的刘德伟和同行者一道，辗转各州宣传做讲演，宣传中国的抗日，争取美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在美国她和正在该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夫君完婚，然后进芝加哥大学社会福利行政学院（S.S.A）。S.S.A是美国最好的社会福利行政学院，刘德伟取得硕士学位后，途经香港回国，恰逢香港沦陷，九死一生的她通过敌占区，来到重庆，进入国民党CC系骨干谷正刚任部长的社会部社会福利司，任儿童福利专业兼儿童福利科科长。刘德伟履新后立即做的两件事是：“首先了解重庆市贫苦儿童情况，其中最苦的是流浪儿童。因此，首先要了解流浪儿童。这些儿童多数在街头屋檐下过夜，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卖烧饼的灶，因为那里暖和。我安排五个老科员每晚11时至凌晨2时，去这些地方做调查，第二天上午不必来上班。”“第二项调查工作是了解重庆有多少机关收容无人抚养的孤儿。”摸清了底数，才谈得上救助贫苦的儿童，因与官僚机构作风格格不入，她后入成都金陵大学任社会学的教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德伟来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主持工作，并创办了杂志《儿童与社会》。刘德伟在回忆录中说：“要为上海贫苦儿童服务，必须了解上海贫苦儿童的情况，所以我们邀请了上海复旦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三所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在龙冠海教授领导之下，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调查范围包括棚户区、孤儿院、托儿所和从孤儿院领养过孤儿的家庭。“这些学生都很有热情，对工作很有兴趣，完全以爱护调查对象的朋友的态度去工作。他们每天早晨去翻那些棚户的垃圾箱，看看有没有弃婴。”

她根据社会调查结果，将儿童福利促进会分成五个组：1.棚户区福利站推广组；2.机关教养提高组，3.托儿事业推广组，4.个案工作组，5.《儿童与社会》刊物组。在中国经历八年艰苦抗战，国弱民穷到极点的当时，要推进这些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就在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工作卓有成效的时候，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共成为大陆执政者。所有的民间组织几乎都纳入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上海福利促进会也不例外，被解散，儿童福利工作全部由行政部门来承担，刘德伟成为上海市民政局福利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不久她因工作方法与党员领导发生矛盾，在1958年被打成“极右”发配甘肃最苦的定西县劳改，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恢复公职，在其夫向景云博士工作的昆明安排工作。

刘德伟是中国现代较早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并有着奉献精神和工作热忱的儿童福利工作者，她在盛年因政治运动离开自己钟爱的儿童福利工作，是她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损失。在她落实政策回上海后了解到，当年她因对问题儿童过于“仁慈”的教养方式而被视为资产阶级作风罹祸后，由党员干部主持工作的儿童教养院的一百多个孩子，被直接送到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多后，所有的孩子成群结队逃跑了，儿童教养院也随之消亡了。可见，当时她和主持工作的党员领导最大的分歧在于：她把包括挽救教养顽劣、流浪儿童视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需要有儿童心理学、社会学等诸方面的知识支撑，而主持工作的人则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事业，认为用公权力暴风骤雨般就能消灭儿童乞讨、流浪、落入犯罪团伙。

联系到当下对“禁止儿童乞讨”的讨论，我认为刘德伟的经历仍有较大的启迪价值。儿童福利事业不但需要热情和善心，而且更需要专业的知识和务实的态度，希望靠公权力强大的动员能力一步到位往往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在推进儿童福利事业中，成熟的NGO和专业理性的工作人员所起的作用，是政府不能替代的。

这本书是由作者用英语写作的，后在亲友帮助下译成汉语，也许是由于译者的缘故或因作者年迈记忆出现偏差，书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如讲她进入燕京大学时教务长司徒雷登出生在“苏州”，应为“杭州”。可惜刘德伟已于2006年以94岁高龄辞世，不能亲自修订这类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