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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专栏)      3月10日,亿万富豪、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对其捐出的善款的发放状况表示了满意。10个月前,这笔捐款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他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而一般“行规”10%。

当初曹德旺向承揽管理、发放善款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这些附加条件时,舆论称之为“史上最苛刻的善款”。可喜的是扶贫基金会接下了这个看起来烫手的山芋,签订了一份类似军令状的协议: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当年曹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现在看来是皆大欢喜,行善者把善款用到实处尽量避免浪费的目的达到了;广大受资助的村民也得到了实惠;而中国扶贫基金会较强的执行能力也得到了证明,其公信力因此也会有相当的提升。

我认为曹德旺的苛刻要求乃事出有因。世上有善心的人不少,愿意将财物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复杂得系统,决非熟人社会中帮助亲友、邻居那么简单、直观,于是社会需要一些公正的、高效的组织来替好心人管理、使用善款,是善款发挥最佳的用处。很长时间内,我国这类慈善的非政府组织并不发达,而由地方政府做了本该由NGO来做的事,善心人自愿捐款一旦和具有强制力的公权力纠葛在一起,不但那种自愿行善的味道变了,给人以钱逼捐的现象,而且滋生一些腐败现象。一些传统的慈善组织,其官方色彩非常浓厚,不但其领导人往往是退休的官员,而其日常运行亦对上司主管的政府部门俯首帖耳,说其是“准衙门”也不为过。地方公权力部门直接管理、分配善款出现的一些腐败、浪费、低效现象,在这类慈善组织的运行中也不少见。因此,其公信力受到了相当的影响,许多善心人想捐款而却步,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欠佳,这些现象是重要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要为曹德旺的“较真”叫好,是因为他这样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摆明了等于他向公众宣示对一些官方色彩甚浓的慈善组织不太信任,所以才“先小人后君子”。其他一些乐于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富豪,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的了解情况未必就不如曹德旺,他们或许在心中对善款捐出去后的管理、使用状况也疑窦多多,但多数人却是“难得糊涂”。为何如此呢?我以为还是因为在我国的慈善事业中,政府主导甚至包揽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一些地方政府乐于把所有的金都贴到自己的脸上,不受自己管理或支配的“行善”等于和自己抢风头,可能被视为“居心叵测”。在这样的情形下,真正的非政府慈善组织很难发育起来,而一些富豪在大灾后响应政府的号召捐款,与其是说出自对灾民的善心,还不如说是一种效忠的表态,向掌握公权力的人输诚纳币。那么,善款最终的使用状况如何,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本来一些富豪捐款的目的,未必就是善款用到它该用的地方。于是,“难得糊涂”便是一种明智的态度了。

在一个开放的法治社会里,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应该依据法律,在同一个平台公平竞争,如此慈善组织之间会比拼透明、高效,即比拼公信力。而一些超级富豪持有一笔巨额善款作为启动基金,完全可以另立门户,建一个新的慈善基金,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这个基金运作情况良好,公信力高,另一个超级富豪巴菲特就觉得没必要另起炉灶了,直接将巨额资金捐给比尔盖茨基金。如此,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就呈现良性循环,那些衙门味道十足、低效甚至有腐败现象的基金会就会被冷落,直至运行不下去而关张。

前不久,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终于取得合法身份了,这是个好消息。如果我国有相当一批运行高效透明、公信力强的慈善组织相互竞争,我想曹德旺也不必那样“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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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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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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