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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过我，如果你生在二百年前，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是中进士、点翰林。”

历史若真的前溯一个多世纪，不仅是我，恐怕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有这个梦想。因为在那时候，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进而释褐为官，是一条最为理想的成功路径，也是 中国男人获得荣耀、实现自我价值最为和平、常态的路径。尽管这条荣耀之路艰难而狭窄，“一入龙门，身价百倍”的“鲤鱼”是极少数，多数鱼儿在半途中被无情 的大浪所淘汰。但因为这个“龙门”对所有读书人是开放的，它是过去的集几千年内，全球范围内延续时间最为长久而相对公平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因此它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的读书人，而对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直至今日，科举已经废除了105年了，但科举和与之相关的各类名词，如：八股文、试帖诗、魁首、状元、入闱……等等，依然活在人们的话语中，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笔者犹记得在刚入小学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所在的那个小山村，老人们议论此事的说法是：“听说读书人又可以进城赶考了！”今日高考，其考试程序、选拔目的、培养方向与科举完全不一样，但公众乃至媒体愿意将各地考分最高的学生比附为“状元”。在各大电视台的古装连续剧中，落难公子得到富家小姐资助，进京赶考，高中皇榜，历经曲折终于和小姐完婚这类故事比比皆是，延续的仍然是传统话本和戏曲的俗套，但许多观众却欣赏得津 津有味。说明这种“俗套”至今还符合许多国人的审美情趣，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科举情结”至今犹在，还在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

但同时，因为这种制度寿终正寝了，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承载它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耕读秩序，也不复存在。比起105年 前，中国的各方面变化实在太大了，因此国人对科举往往是熟悉其“名”而不解其“实”。不用说寻常老百姓，即使是从事文化、教育、传媒等行业的人士，也多半不具有科举常识，如考试分几个层次、考试科目、考试程序、兴起和消亡的历史背景等等。更不用说对考试的科目如八股文、试帖诗、策论等文体的基本特点有所了 解了。以“八股文”为例，今日它基本上成为一个用来形容行文僵化老套的贬义词，用之者甚广，可又有几人读过一两篇甚至一两段八股文？知道何谓“破题”“起讲”“提比”“中比”了？而在1905年以前，各类八股文的范文选集（即所谓“程墨”）犹如今日高考模拟试卷一样泛滥，凡决心应举业者，哪个不备有几本？

一种曾经让中国人为之狂热追捧的考试制度，几种流行中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体，一下子就在这块土地上消失得如此彻底，这不应该是正常的历史演进过程，也不 应是民族文化传统重要一环所遭受的命运。尽管，当下已不需要科举取士了，“八股文”“试帖诗”“策论”已没有了实际功能，但若想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中肯的评价，进而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几百年的学术变迁、思想潮流和文风士风，科举常识是绕不过的内容，而且以科举作为切入点，或许更能精准地探其脉络，导其源流。

近年来，科举又引起了文化界一些人的兴趣，在2005年科举废除100周年时，《新京报》等媒体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科举，一些有关科举的图书也接连出版。可是，媒体的热炒?往往有如一阵风，风过无痕。而相关图书也多是一些业已过世的老学者的著作出版或再 版，如齐如山、邓云乡、启功、张中行等人，这些老先生距科举时代不远，有些甚至亲历过科举，撰文多从个人记忆出发，显得真切而有趣。但今日已距科举一个多 世纪，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已有相当的变化，应该有一套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综合、全面介绍科举文化的普及型读物。蔺德生、赵萍伉俪合著的《“鲤鱼跃龙门”——中国科举文化常识》丛书（五本），就是这类普及型读物。其叙述的语言风格充分考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明白通晓，然却无穿凿附会或妄加论断的毛病，而是言之有据，持论公允。这套丛书分别从“八股文”、“试帖诗”、“策文”、“科举轶事”、“鼎甲小传”五个层面，全方位地对中国科举考试的源流、发展、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了精到的评介。知识性、趣味性和资料性兼具。

两位作者并非科举史研究的专业人士，但因为长期收集古籍，遂对科举这项中国皇权社会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发生兴趣，浸淫其中多年，收集了大量有关科举的资料，又经过数年的笔耕，才写就这五本书，可见作者态度的严肃和认真。

由收集古籍而涉猎科举史研究，这是一条很自然的路径。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浩如烟海，从大的功能而言，当然是承载、传播了中华文化。但若从较为功利的角度分析，其中许多典籍是因科举而被长期重视，所以才能一代代翻印，传至后世。《四书》《五经》自不待言，即便是其他的经、史、子、集或历代王朝的诰令、律例、奏章汇编，几乎都是科举的参考书。若无“科举”这一功利性极强的 制度运行一千五百年，以典籍作为重要承载形式的中华文化能否如此生命力顽强，历久弥?新，我以为要打个问号。

阅读古人写的诗文，再对照今人的行文，许多人有这种感觉，今人行文不够雅训精准。同样一件事，古人叙述显得美妙典雅，今人说出来，意思是到了，但总觉得是差点什么。犹如中华初民所吟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翻译成白话文，索然无味。今天大多数的读书人，显然已不可能找回古代那种言说方式，因为这种言语交流的共同体已消失了，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究其原因，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白话文运动使然，上世纪初伴生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其历史功绩已受到肯定。推行白话文有利于普及教育，但白话文和古文不是非此即彼不可相容的关系，古文功底好的人，其白话文也写会得好。我们看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郁达夫等人的有些白话文篇章，那种意境、格调和《世说新语》及明朝人小品文很像，无古文功底的人是写不出来的。那么，白话文怎么能一下子就让古文退出国人的日常交流的话语体系呢？归根结底，还是1905年的废科举。科举时代的教育，可以说就是为参加科考准备的，而不是仅仅识几个字。如蒙学教育中要求朗读课文拖长声调，要求学生明白字之源流及其同义词，重视字的音韵，训练对对子，用《三字经》这样的开蒙读物灌输圣贤所主张的价值观……一切的一切，都有利于写八股文、试帖诗和策文。尽管科考获得功名的是少数，但这种教育体系出来的 人，他们的言说行文，讲究形式美、音韵美和典故的运用，论述事物注重起承转合、层层递进、余味悠长。士子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言说行文风格当然就是整个社会的范式了。科举制度一废除，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生根，过去那种“语言文字气场”没有了，仅仅加大语文课的古文内容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语言文字总是活在日用之中。

以上所说是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科举制度同样也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社会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清末，面对西方技术上的船坚炮利、经济上的商品贸易全球化、政治上的民主宪政，中国社会处于“千年之未有大变局”。清帝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不得不进行一些变革，但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等诸多举措，几乎是收效不大，反复颇多，最终失败。只有1905年的废科举改新学制是完全成功了，而废科举的成功又反过来加快清王朝的覆亡，这是哪怕孔孟在世也难改变的历史路径。

为什么太平天国规模那么大，清朝的财政、军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王朝依然维持下去。经过所谓的“同治中兴”，到了宣统朝，朝廷的财政状况好于太平天国时期，境内也没有大规模的民变，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帝国就如纸房子倒了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容忽视的一大原因是科举的废除。参加太平天国的多是底层人士——其领袖洪秀全是秀才考不上的老童生，其他核心人员多是烧炭工，起事后遭到了以士人为核心的精英团体巨大的反击。扑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领导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都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曾、胡是进士、左是举人、彭、罗是秀才）。而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相沿千百年的出路断了，而现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就业体系还未建立——如当医生、律师、职业经理、科研人员、大学教师等。于是，读书人整体和王朝离心离德，去寻求另外的出路，有的去留洋，有的进入军队——而这两批知识分子正是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主力。科举废除后的一个世纪内，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天然地和“革命”捆绑在一起，其影响之深远，怎么评价都不过。

今天，我们对科举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许多人还停留在简单的褒贬判断上。掌握管理社会的公权力人士的产生方式，迄今为止主要是以下四种：一种是靠选票 “选出来”的制度，这种选拔制度必须建立在民主宪政的政治构架内；一种是在许多民族存在过的“生出来”的制度，如中国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卿、大夫几乎 都是世袭；；一种就是社会大变动时期“打出来”的制度，如靠武力取胜，掌握权力；一种就是“考出来”的制度，如中国的科举。官员靠“生出来”，社会一定僵化无活力，寒门子弟上升通道堵塞，社会不可能繁荣稳定；官员靠“打出来”，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在 “选出来”的制度没有建立之前，“考出来”的制度无疑是最为公平和文明的。

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选出来”的制度，那么谁有底气否定和批判科举制度？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建立起一种真正“选出来”的制度，那么也应看到，一千五百年前中国人能创建一种“考出来”的制度是多么的伟大。

愿蔺氏伉俪这套丛书都引起更多的读者对科举文化产生兴趣。这一曾经的“中国梦”，是我们民族的记忆和荣耀，岂能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