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东方文化周刊》)

一些东方民族古代有对牛的崇拜。原因很简单，如中华、日本、印度、越南等民族古代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时期，在农耕社会，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就如游牧民族崇拜马，而牧养的牛，仅仅是食品的来源。印度是一个宗教气氛极其浓厚的国度，超过人口80%的印度教徒，敬牛如敬神，牛被赋予了神圣感。圣雄甘地曾说过：“牛是印度千百万人的母亲。古代的圣贤，不论是谁，都来自牛。”这是因为古印度文明发源于肥沃的恒河冲积平原上，农耕历史悠久。在古代日本，宰牛的人被视为贱民一类，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19世纪美国军舰敲开日本大门后，洋人接踵来到日本列岛，他们习惯不了日本人谷类加鱼类的饮食结构，便买地办畜牧场养牛宰杀食肉，引起日本社会巨大的反弹。在当时日本普通民众的眼里，这些西洋鬼畜（这是日本在二战前对白种人的蔑称，比起华人叫“洋鬼子”还过分，“鬼子”至少还是人变的，“鬼畜”则是畜牲化变的）敢杀牛吃肉，简直就是违背天条。

相比较印度和日本，中国人更为现实，注重此生甚于来世，宗教感不那么强。但中国人对牛，即使算不上神圣化，但至少是相当敬畏感。古代重大祭祀的牺牲中，牛是最重要的，近乎原始部落用人致祭天地神灵。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江南农村度过，那时候，我所在的农村依然承袭着上千年的农耕方式，每家每户把牛看成宝贝似的，甚至比自家孩子还心疼----孩子有好几个，但一般人家只有一头牛。农户之间相互帮忙，多半不会单独借牛给别人，而是连主人带牛一起去给对方犁田----因为主人担心别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牛。农户家的牛老了，无所用了，自己决不会宰杀，而是卖给屠宰场，不亲眼目睹其被宰似乎心里的内疚感会减轻.

我的父亲曾告诫我，如果你围观一个屠夫杀牛，你一定要把双手背到后面。因为牛辛辛苦苦犁田，最终被人杀了，它会怨恨每一个围观而不搭救它的人，你的手背在后面，等于告诉它：我双手被绑住了，自身难保，请别怨我。-----少年的我觉得这说法有些可笑，纯属自欺欺人。年岁渐长，回味这段话，方才觉得中国农人对牛的情感之深。而我看《春秋左传》，发现此种看法在那时候就有了。

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晋国当政的厉公骄奢暴戾，对各大世家很是不满，冲突是必然的。那一年郤至祭祀祖先的一头猪，被伺候厉公的寺人（即宦官）给夺走了，郤至一气之下射杀了这个不讲道理的阉人。厉公知道后大怒，说：“季子（即郤至）欺我也！”摆明这是打狗欺主嘛，于是授意自己的几位亲信，袭击郤家，将郤至、郤犨、郤锜三位大夫杀掉，陈尸于朝，并拘捕了荀家、栾家两位大夫，吓唬一番才放掉。这是行杀鸡骇猴之术，各大家族自然有唇亡齿寒之感。荀家和栾家干脆发动政变，将厉公抓了起来。可弑君之罪是很大的，他们便去找另一大家族的掌门人、德高望重的韩厥来主持对厉公的处置。这就是江湖帮派搞“投名状”那一套，大家手上都染血，谁也没退路，就会结成牢固的联盟。可韩厥断然回绝，说：“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焉？”韩厥这段话提到了九年前晋国一段悲剧（即“赵氏孤儿”的母本），当时由于庄姬的谗言，晋侯默许屠岸贾等人屠杀赵氏一门，而同为大家族的栾氏、郤氏落井下石，参与这一政治斗争，也邀请韩厥出兵。韩厥因为赵氏对其有恩，不但拒绝了，还事后在晋侯面前历数赵衰、赵盾父子的功勋，让孤儿赵武继承了赵氏的官位和封地。“杀老牛莫之敢尸”的意思是屠杀一头衰老的牛没人敢出，面主持，“尸”指主持祭祀的尸祝。赵氏家族对于晋国来说就是劳苦功高的“老牛”。对“老牛”都是如此，何况是对国君？韩厥意思是你们几位要对国君下手，用得着拉上我吗？----迫于韩氏家族的强大，栾、荀等大家族只好自己做主，杀了晋厉公，另立新君。

在公元前574年的人，竟然说古人曰“杀老牛莫之敢尸”，可见中国人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对牛相当的敬畏。我认为这种民族心理在西周初期就应该形成了。起于西部的周朝，很早就以农立国。《诗经》中的《大雅·生民》歌颂的是周室的先祖后稷的事功，后稷也成为后来中国人的农耕始祖。诗中写道：“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卽有邰家室。”范文澜、郭沫若等人认为商朝中国已有牛耕，但当时即使出现牛耕，也不应普遍。综合各家之说，西周牛耕开始推广应当是比较靠谱的，至少在东周初期已相当普遍，否则春秋时代的晋国贵族之间说话，不会用“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这样的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