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是我多年来十分关注和钦佩的作家。他低调而勤奋，是一个真正有独立立场的民间学者。也许是相对北方而言，更为务实、理性而包容的南粤文化对他有较深的影响，他不去刻意迎合媒体的“热点”，而是以冷峻的眼光、平和的心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研究和写作，因此在同类题材成堆的书籍中，他的著作总是能别具一格，给我以醍醐灌顶似的启迪。     

《中国1927谁主沉浮》是叶曙明2009年出版并获得好评的《重返五四现场》的姊妹篇，如果再加上他更早时期出版的《共和将军》、《大国的迷失》，基本上能窥见叶曙明为学为文的脉络和方式。他似乎刻意在心理上保持一种与“主流学术圈”的距离来分析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对中国从清末至今这一百来年的历史，叶曙明注意到地理的特点和时间的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阅读叶曙明的几部著作，获得这样的读后感：清末到1949年，左右中国国运的有三大地区值得注意———北京、上海和广东。有四大时间刻度具有分水岭的意义：一是废除科举的1905年，中国读书人传统的路径中断了，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旧式士人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亲近或投身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二是1911年清室逊位，两千多年帝制结束，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各阶层的重组；三是1919年“五四运动”，废科举后一代新知识分子终于集体走上历史的舞台，要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寻找一条通向理想国的康庄大道；四就是1927年，发源于广东的北伐成功，国民政府而后迁都南京，中国迎来了形式上的统一。

如果说在《重返五四现场》那本书里，读者还能看到中国仍处在歧路亡羊的状态，除了袁世凯复辟惨败、宣布帝制在中国难以还魂外，其他的选项都还存在，各派政治势力也提出诸多的主张，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没有一种压倒性的主张。但到了1927年，国共由合作到分裂，历史已经为血泊中的中国选择了一条路。叶曙明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国民党的优势和劣势，尽管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但如叶在书中提到的，同盟会期间这个党有着浓烈的中国传统帮会特质；到了民国建立后，宋教仁曾希望按照英美政治模式将其改造成现代的议会党；而在北伐前夕，一直想依靠一派武人打倒另外一派武人的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苏俄式的政党模式，他和他的政治继承人蒋介石，开启了以党领军、以党代政的时代。国民党是以上三种成分杂糅的政治团体。“党治”最终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选项，两党比试这样的“武功”，论意识形态的纯粹性、组织的严密性和对底层群众的动员能力，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其道义上的合法性也并不优于共产党。因此，后来共产党的胜出，并不仅仅是把握了日寇入侵这一时机，其实在1927年，看上去更为强大的国民党已经埋下了失败的因子。两党既然都选择这条路，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残酷和血腥，攫取和巩固权力的手段也越来越只讲结果、不问程序是否正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就如同一师承的两位大侠比武，谁武功纯粹、彻底，谁胜算就更大。1927年国共反目成仇之前，“过火”的农会运动不过是以后几十年中华大地历次惨烈运动的预演。

1927年的政治遗产，何以影响至今。叶曙明的这部书的叙述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