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教育家朱清时领军、设在特区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筹)，其不同于今日中国大陆大多数高校的管理体制、办学理念，让社会各界对其寄托了太多的冀望，因此这所尚未正式诞生的高校，从“怀胎”开始，就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其申办过程一波三折，在舆论的强势呼吁下，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最近教育部已经正式发文，批准南科大筹建。但仍然留下一个“尾巴”：南科大一直期望的“招生证”，据媒体报道，“还没最终结论”。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各类专科甚至中专纷纷升格为大学的今日中国大陆，由经济发达的深圳市政府财力支持、集聚一批优秀教师办一所规模不大的研究型大学，按理说不应当“难产”。但朱清时南下筹办该校历时三年多，还迟迟未能分娩，根本的原因不是财力和人才的问题，而正是这所学校的领军者一开始就声言“另类”办学理念：如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等。许多人希望它成为一条“鲶鱼”，在管理衙门化、学术泡沫化、教育质量饱受诟病的中国高等教育这潭死水中激起涟漪。------而这些正是其准生证迟迟不能办下来的根本原因。

说南方科大“另类”是在当下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而言的，如果将其放之全球范围内考察，或者中国1949年前和今日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相比，它一点也不“另类”，而是一种常态。办学就得按教育规律而不是按行政思维和长官意志来办，大学本来就是个教育学术机构而不应是有行政级别、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衙门。这应该是常识，也是中国在上世纪初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的重大成果。否则大学就成了官学，而中国的官学可历史悠久了，国子监就是典型的官学，但谁也不会认为它是现代大学。抗战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教育部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统一规定。联大教授会在呈文中对这一规定逐条予以批驳，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最终教育部的规定成为具文。

盛世无大师，这不仅是钱学森生前的“天问”，也是许多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忧虑，其原因并不复杂，谁能指望行政级别森严、行政权力控制一切资源、教育科研人员沦为官员附庸的高校能培养出一流的大师？有人开玩笑说今天中国大陆只有一所大学，即“教育部联合大学”，其他高校仅仅是其分校。这种教育管理制度的弊端，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其实也明白，然而改革却有相当的阻力，说白了就是担忧“失控”，即失去对高等学校的控制，而高校一直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因此，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一样，在内部怎样折腾也难有大的成就，一定要有大的政治层面的改革为前提。

深圳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为全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起到了良好的“试验田”作用。但后来陷入“特区不特”的困境，原因即是其政治层面的改革难以取得突破。同样，人们有理由希望南科大不应成为特区的特例，也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但笔者对此并不乐观，这所大学本身就是行政权力主导的结果-----当地主政者拍板希望办一所和特区经济地位相称的高水平大学。那么这样的办学，很可能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行政权力给它相当的空间可能会有一些成绩，而行政权力将给予的收回，就一切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