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南方都市报》）     

对我而言，活着无非两件事：读书与阅世。阅世有感遂有时评，读书有感而有书评。

但我要强调的是“有感”，必须有真实的感受，而不是为了生计挤牙膏地挤出一段段自己都不想读第二遍的文字。就如一个专业品酒师，任何新品种他必须品尝才出具报告，这种纯职业行为中，是很难获得酒徒举杯畅饮的快乐。因此，我常说自己既不是一个专业的时评人，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书评人。读书乃至写书评，都是从吾所好，不赶时髦，因此对一些媒体热捧的书籍未必很关注。

捡点过去的2010年，我所读的书中，新出版的占到不到一半，大约每月3本左右，其他阅读的都是一些出版多年的典籍，有些书还是重复阅读。一年中发生的大大小小新闻事件很多，若干年后史家回顾这一年，会发现对时代产生影响的事件就那么几件，而某些在当年中万众追捧表面上豪华热闹的庆典或会议很可能是风过无痕，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同样，图书出版亦是如此，每年中国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满坑满谷，但就人文社科类而言，其中有传世价值的不超过100本，能读其三分之一，足矣。

阅读的典籍中包括本国的和翻译过来的典籍。我近些年对本国文史的关注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前几年在明清史和这两朝的小说、戏曲上下了些功夫，阅读了那个时代产生的大量正史、野史、和大儒文集，但阅读越多疑问越多，兴趣点也越多。后来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豁然开朗之感，觉得应该回到先秦，去找我们民族文明的源头。若对这一源头不甚了解，不但中国20世纪以前几千年的礼法习俗、典章文物有很深的了解，就是记载文明的汉字，也不知其流变。对一个操汉字写作而又毕业中文系的人来说，这是很惭愧的事。因此，在2010年，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杨伯峻编著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这部书我都得慢也读得细，整整一年才读到成公十八年。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时，会找来《史记》《诗经》和《国语》对照，看不同书籍记载的异同，通过各朝代人的注疏分析这种异同的原因。如卫宣公霸占给大子急迎娶的美女宣姜，生子寿和朔，后听从宣姜谗言想杀急而立朔，而寿却同情同父异母的长兄，灌醉急然后穿上其衣服替兄长去受死，急醒来后奔赴寿被杀死的地方，又被宣姜买通的杀手杀掉。《诗经》中对这些史实，有《新台》《二子乘舟》歌咏之，对照《左传》阅读，才能更加体会诗歌的感染力，也才能理解“六经皆史”之说。再比如，凄美的戏曲《赵氏孤儿》，其故事演变过程是越来越煽情。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非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换取赵武那样义薄云天，而是从外面买来一个不相干的婴儿偷梁换柱。而在《左传》中，完全是赵氏等大夫专权，架空公室，引起君主和权臣矛盾，嫁给赵朔的庄姬是国君的姊妹，在丈夫死后和叔父赵婴齐通奸，赵氏家族认为是超级丑闻，将赵婴齐放逐，庄姬在兄弟面前进谗言，引来赵家大祸。而赵武已是一个少年，他当国君的舅舅根本就没想杀他还允许庄姬带着他在宫中长大。这个故事的源头可以说只有权争的残酷和不伦的丑恶，没一点道德的美感。

读这部《春秋左传注》的同时，我买来了童书业著的《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阅读。在现代学人中，童书业先生对春秋史研究的贡献是公认的，尤其是他融汇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和西方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借助他的著作，读《左传》有事半功倍之效。这一年中，我还读完了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出版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童先生是顾颉刚的高足、赵俪生的好友兼同事，这两部著作对童书业的才华和性格都有传神的记述，读完后不得不感叹那一代学人命运之多舛，从而引发对当今无大师的思考。

几年前我读完顾肃先生《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按照他书中提到的重要学者和著作，找来一些有代表的译著阅读，其中哈耶克当然是不能回避的人物。但当时只购得了他的《法律、立法和自由》和研究他的专著《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他最有影响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不但无处可买，连去图书馆都没有借到。2010年很幸运购得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007年第二次印刷的译作。我读这本并不厚的著作，就像读《春秋左传著》一样仔细，差不多半年才读完，并随手做了上万字的笔记。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常识，个人被奴役，人和物被公权力以宏大的目标为由来用“计划”而控制，是不可能有集体的、众人的自由与幸福的。

2010年我阅读的一些新出版的书中，比较满意的多半也是讲常识的，要么讲政治常识、社会常识要么就是讲历史常识。如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尽管中间一些篇章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但辑录、整理成一部书，通读后感觉就很不一样。国家与家庭之间，应该有一个自我调节能力强大、空间广阔、不受或尽量少受公权力左右的社会，这本是现代生活得常识。但懂得常识并尊重常识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并不普遍。出身中原世家、年少即由父亲送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任均的著作《我这九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在“大江大海1949”的大变局中随父迁往台湾的齐邦媛的《巨流河》（三联书店），是我很喜欢的个人史。两位年龄相仿分属两个政治营垒的老太太，其坎坷的个人经历证明：没有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集体的、国家、民族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皆是虚幻。而江平先生的自传《浮华与枯荣》（法律出版社），在叙述个人经历的同时，更兼有法学家的理性思考，依然在昭示一个常识：只有尊重个人权利，限制公共权力，才可能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章东磐主编的《国家记忆》（山西人民出版社），汇编了他和他的团队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选出的500张有关中国政府军抗日的照片，这些历史照片告诉读者：不管对当时的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有什么样的批评，但一个执政党率领全国军民抗击外侮，是她的职责，这是历史常识。而追索、求证历史真相，是研究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而遮蔽真相的历史学不是真正的学术，这也应是常识。

纯文学类书籍，我在2010年看得较少。比较喜欢的有李劼人的三部曲《大波》（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劼人是位严重被低估的作家，这部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大背景的三卷本小说堪称描写清末民初中国大变局的“史诗”。这部书的价值，我以为超过同为四川籍作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另一部则是台湾作家张大春的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广西师大出版社），最欣赏的其中两篇一是作为书名的《四喜忧国》，从一个老兵的家国意识，能读出传统文化对普通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篇是《如果林秀雄》，描述了偶然性对一个人人生轨迹的影响，但我认为这篇小说最大的价值是揭示了，一个底层社会长大的青年精英，要捍卫理想的艰难与孤独，有读鲁迅《药》后那种悲怆感。

人到中年后，尤其觉得时光易逝，读书的时间太少。有许多书，买来想读，因种种琐事，一晃一年就过去了，依然尘封在某个角落了，这是读书人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