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因言得咎引起“跨省追捕”的事发生了。甘肃省图书馆职工王鹏被宁夏吴忠市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此前，王鹏多次写信举报大学同学马晶晶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 对这一条新闻，笔者再难以时评人的客观、冷静对待之，因为王鹏和马晶晶两人都是兰州大学2007届中文系毕业的，是我不折不扣的同门师弟。两位同班、同宿舍四年的师弟有如此的大的怨仇，直接引起公权力介入，警方以王鹏的举报行为“严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将其拘捕。这是司法的悲剧，是教育的悲剧，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剧，这个案例喻示着：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裂，这分裂几乎不可弥合。

一个公民举报另一个公民公务员考试舞弊，这是行使对公共事务的监督权利。如果举报如实，警方该拘捕的是在“国考”中舞弊的人而非王鹏。如果举报不属实，那就向举报人和社会公布查处结果；即使马晶晶觉得自己的名誉权受到损害，也只能向兰州市城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吴忠警方怎么能刑事拘留王鹏呢？举报一个刚刚入职三年的年轻公务员，竟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恐怕是中国自有《刑法》以来最大的笑话了！法律被曲解、公权力被滥用到如此荒谬的地步，我相信，这一闹剧必然载入司法史。

撇开这一案件法律层面的荒谬，从社会学的层面来分析，我以为所显示是更为恐怖、更值得忧虑的结果。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世故来说，王鹏的举报或许是不厚道，甚至可以说他是嫉妒心理作祟，我不了解这位师弟，不知道他性格上是否偏执或孤僻。但对这一切只能是在道德上予以评论，嫉妒心许多人都有，并不能以此论罪。按这个社会的“潜规则”来说，马家痛恨王鹏，甚至认为不可理喻也是正常的。因为王鹏的举报并不是因为他和马晶晶去竞争一个职位，马家利用自己的势力将其挤掉。在马家看来，你王鹏是江苏人，我家儿子即使考不上银川市团委的公务员职位，你也没份。马晶晶父亲是副厅级官员，母亲是正厅级官员，而且年轻时从事过团委工作，再结合媒体所披露的宁夏人事厅厅长曾和马母皆为吴忠市委常委，不能不让联想到这个职位，犹如前不久披露的福建屏南县财政局那个职位一样，是为马晶晶量身定做的。马家父母有能力为自己儿子设计美好的前程，让其大学一毕业就步其母后尘，进入团组织这一官场VIP通道。尽管马晶晶在学校成绩不怎么样，很可能不如你王鹏，但你王鹏没有一个好父母，也只能心里犯酸，马晶晶并没有直接影响你的利益，你为什么要去举报，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基于这样的逻辑，马家很气愤，后果很严重。

且不去评论王鹏此举是否适当，我也不想对这行为作出价值判断，这样做到底是嫉妒心作祟还是正义感使然？同一宿舍的同学结下如此大的怨仇，只能说明普通人家子弟上升的空间越来越窄，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看一下王鹏，他被保送读研究生，可见成绩不错，后因被举报取消，两年以后才通过考试在甘肃省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这个工作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显然不能和公务员相比。而他那位学习成绩很不好的同学马晶晶，能顺利进入市团委，很可能不几年就是正科级、副处级，步入“治人”行列，而王鹏只能“治于人”，这巨大的差别，只因为王鹏没有马晶晶那样有权势的父母。王鹏以及像王鹏一样的普通人家的子弟，那强烈的愤懑不平感可想而知。

回想到1993年我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富家子弟、官家子弟和贫寒子弟的差别远不如今天这么巨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我以为原因首先是在1999年之前，高校没有扩招，那一届整个兰大本科只有900多位毕业生。能考上兰州大学这类重点大学的学生，素质相当不错，不好好学习的富家子弟、官家子弟连进入大学门的资格都没有。那么能考上大学的贫寒人家子弟，就业时机会自然更多，因为没有大学文凭的官家子弟、富家子弟很难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其竞争。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富家、官家子弟通过当兵或别的路子获得进入仕途或其他较好的就业机会，已经被大学毕业多年的贫寒子弟抛在后面了。而扩招完全改变了这一格局，富家子弟和官家子弟，只要不是太笨，基本上可以进入大学（现在好多还是“留学垃圾”），由于中国社会竞争的公平性欠佳，他们再就业时就很容易通过家庭的势力，挤掉本应属于贫寒子弟的机会，因扩招，贫寒子弟的奋斗和努力已迅速被稀释。我检点一下，当年同坐一个车厢来北京的兰大同学120余人，其中出生普通家庭的占大多数，很多穷孩子顺利进入了国家部委、央企。放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能进入重点大学的穷人家孩子的比例已在急剧下降，更不用说四年后的就业了。

其实中国古代的科举，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穷家子弟上升的路径，“早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神话，像湖南清代两位名宦陶澍和曾国藩都是农家子弟，陶澍更是幼年丧父。这个制度能保证相对公平一是历代王朝对科考的严格法度，因科考舞弊连柏葰这样的大学士（副总理级）都被拉到菜市口砍头；二是举人、进士的稀缺性，明清两代每三年全国进士也就两、三百人，每三年各省的举人从几十人到一、两百不等。穷人的孩子只要考上进士，至少是外放县令，考上举人，起码能混个山长当当。而官宦子弟，只要不中进士、举人，也就当个富家翁而已，捐官多半是候补，就算候补上职位也不会太高。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阶层之分，人和人相比，其家境总是有差别的，哪怕美国这样的国家，政治豪门的布什的人生路比遗腹子克林顿、非洲裔奥巴马顺利得多。但好的社会制度能最大限度地消减阶层差别对人成长的影响。在美国，CLUB（俱乐部，泛指因学缘、兴趣形成的圈子）比CLASS重要。克林顿和奥巴马虽然家庭不怎么样，但一旦能耶鲁、哈佛这样的名校，就意味着进入了社会精英圈。这点和中国古代的科举有着相似性。

而今日中国，官宦子弟富家子弟只要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就能秒杀和他竞争的穷家子弟。这也是这两年来各地公务员招考为“官二代”量身定做迭出的原因。如此还不如中国皇权时代一些地区残存的土司制度，在一个较大的地区，能世袭罔替的土司毕竟只有一家。

今日中国社会之分裂，已不仅存在于农民工和城市白领之间，存在于官员和平民之间，连一个宿舍的大学同学之间，都是如此大的鸿沟。中国皇权时代的科举共同体不可能有了，美欧那些名校毕业的精英共同体也不可能有了。一个社会，全盘、局部，横向、纵向，都在分裂。马加爵的愤怒是杀人，王鹏的愤怒是举报，前者当然不可取，后者如果也被公权力打压，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我在兰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同学间因为琐事当然有矛盾，但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所以十年聚会，大家能相逢一笑，回忆往事充满着温馨。不管王鹏能否获得自由，这件事一发生，王鹏和马晶晶等同学毕业十年后，还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