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我考入兰州大学的时候，赵俪生先生成了一个符号了，成了兰大人文学科的一种精神象征，不再给本科生授课，也不带研究生，因此没机会亲聆教诲。在校期间，兰大新建了一座科学馆，馆前有一石头雕的讲台，上面镌刻着赵先生的书法，节录的是《后汉书张衡传》中一段：“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行算，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皙。“当时不懂这段话的意思，直到读完《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了解先生的学术经历，才隐约觉得 先生为什么要在科学馆这样的地方留下这么一段文字。作为大科学家兼大文学家的张衡，一生是以务实的态度求真理，是本着一种历史责任感来治学从政。联想到赵 先生在学术自传中讲到数学的训练对他学术研究的极大帮助，讲到他在史学研究中格外重视理论上的思辨，我大约能理解先生勉励晚辈后学的一片苦心。

大约2001年，我当时供职于某报社，去山东大学采访，临行前校方想赠送礼物，让我去山大出版社挑几本书，我一眼就看到了《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这本书后来成为我的枕边书 之一，其中两篇论文，《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对我的启发尤其大。我在思考为什么《水浒传》这类小说对中国民 众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的民族为什么总是难以告别“梁山情结”？为什么宋江只能被招安，李自成可以打进北京坐龙庭？赵先生有关农民身份的论述让我豁然 开朗。特别他讲到：“历次农民起义所表现出来的，起义规模的大小，战斗力的强弱，坚持时间的长短，其内部凝聚力的大小，都与其参加农民的身份有关。”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 山东大学出版社 p533）

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后，法学家在争论“土地承包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 利，究竟有没有物权的因素？《物权法》草案出来后，民法学家更是就各种动产、不动产的权利争个不休，而我并不看好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因为作为最重要的 一种财产，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很难理清楚，这样的《物权法》是不完整的。赵先生在《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中对这个问题已 多有涉及，他在学术自传中讲到自己的思辨过程：

“国家所有制在前，而私人所有制在后，这是我明白的第一点。国有制由部落所有制而来， 而且在这个衍变过程中，一直存在两点局限，即第一，属于私人的只是‘占有’，它的涵义远较‘所有’的全义为浅；第二，即使占有，也主要指不动产（土地）而 言，至于‘动产’，还处在法律未予明确处置的地步。这是我明白的第二点。等到动产、不动产都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的时候，那已经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对于‘物’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包括使用它、滥用它、甚至毁灭它。这是我明白的第三点。

那么让我们来对照我们中国的历史，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那种可以任意使用、滥用甚至毁灭的权力，在社会公认的情况下，在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以前，怕是一直不曾出现过吧。”(同上 p539)

先生认清到这点时， 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偏处西北一隅，42岁到62岁因政治风波被隔离在学术圈之外整整二十年。那时候中国法学界对动产、不动产等诸多民法最核心的概念认 识清楚的人都没多少，先生有如此洞察力，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外，我想和他成长的时代大有关系。

上世纪90年代，赵俪生这代在“一二九 运动”前后正在大学求学的知识分子已届耄耋之年，重新被人们关注。这代知识分子无论留在国内见证新政权的建立后并饱受煎熬，还是远 遁异国他乡，他们早年政治观点很不相同，可晚年不约而同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反思精神。无论读《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与赵先生在清华同学的韦君宜的《思痛录》，还是李新《流逝的岁月》；抑或是海外的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黄仁宇《黄河青山》及其他人的回忆录。这些人后来的人生经历很不一样，有的做了位置很高的官员， 有的在国外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而先生算是少有的甘于寂寞远离喧嚣而自我耕耘出一片天地的大家。但他们晚年的“同”多于“异”，这个“同”就是对人性的 关注，当年经历过激烈的革命也罢，消极的逃避也罢，最终都在关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上趋同。

赵先生这代知识分子生在民国初年，长在民国，学在民国，可算 “民国的儿女”。他们青少年时所受的价 值观和方法论的教育是相当现代和完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前辈以及再晚一点的蒋廷黻这代人，要么是“旧学”、“新学”之间的“解放脚”，要么是年少 负笈出洋，在异邦接受完整的教育。他们的看问题或治学，借用赵先生说王阳明，有一种“偏”，既有价值上的偏，也有方法论上的偏。胡适的成就远迈前人，可有人 说他旧学止于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胡适晚年的弟子唐德刚分析其原因是“他（胡适）对‘经济学’这门重要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的知识一团漆黑，而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socioeconmichistory）这一派”（《胡适杂忆》 广西师大出版社p109）。而对经济史的关注是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的核心。唐德刚曾把当代中国史学分为三大流派：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史学、现代西方 中国史学派。其实这样分有点绝对，就如赵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分析那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用的方法和马克思史学 何尝不是同源的？而那些用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史的人，又何尝排斥传统的考据？唐德刚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亦有其两面性：一面是它原也是一种学术性 的‘突破’（breakthrough）；另一面则是它的填表式的自我束缚，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实在’的公式可循。（《史学与红学》 广西师大出版社 p4）”唐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填表式的自我束缚”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术政治化了，当科学成为神学，就会带来谬误。而赵俪生是难得的用马克思方法论之长 而不僵化的学者之一，所以他能用新方法析旧材料，而不是去“填表”。这样的治学方法源自赵先生不愿意丧失自我的独立思考精神，他在学术自传中说，当他读到 《老残游记》中，一个姓白的人批评酷吏刚弼说：“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先生读此拍案 大叫说，“左”倾思潮在历史上也是有的哇。

将孔孟供到庙中享受祭祀而使孔孟之学僵化，没了生命力。同样，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强化成一种 政治教条，很多人治学从政乃“名马克思主义”，而实“非马克思主义”，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祠堂里的神主位。先生很早就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治学阅世，但他从来 不托其名曲学阿世，这是他一生坎坷的原因，也是他不媚时俗而总能卓然自醒的原因。

“一二九”这代知识分子，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在国内受的都是完完整整的现代教 育，而传统文化并没有被割裂，他们甚至没有“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那种对待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激进。他们既不脱离中国现实，也不鄙视传统文化，而又很快地 接受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先进的西方学说。清华四 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赵先生这代人身上能很好地体现。这也是为什么这代知识分子中间，一些人在体制内做到很高的位 置，晚年能自我审视，这种审视其实是痛苦的，有时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而像赵先生这样很早就参加抗战，接近政治，却又能一直不“走进政治”，保持一种学人思 想上的独立，更是难得。

按理说，赵先生这代知识分子的先天条件很好，完全可以出一些超越胡适、鲁迅这代人的大宗师，但可惜他们的壮年 在战争和政治风波中度过的，像赵先生这样耽误二十年最好年华的大有人在；而像何炳棣、杨联升、黄仁宇这些出国而逃过劫数的学人，虽然名气甚大，对中国史的 研究有独到之处，但他们研究中国史的评价是掌握在外国人而非国人手中，他们要迎合这种标准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他们离开了承载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土地，虽然 没有政治干扰，学术研究的条件也不错，但和中国的现实多多少少有一种隔。假若胡适、蒋廷黻当年在美国学成后，不回到中国这块土壤上研究问题，而是隔洋兴 叹，他们也不会有那样的成就。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通向奴役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用这段话来概括赵先生这代 经历“一二九”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命运，我以为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