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新京报》

【一种怀念】

上周，梁从诫先生去世，各界人士纷纷寄托哀思。恰好同样从事环保事业的汪永晨出版了新作《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品读新书，不禁让人再次想起梁从诫和他的事业。

□李沛山

拿到汪永晨的新著《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语文出版社出版），翻看第一章，标题是《为“表亲”奔走———梁从诫》，而将晚年全部献给环保事业的梁先生，刚刚去世。

这部书记录了中国22位环保人士，大多数是以民间身份投身与关爱地球、关爱自然这项看起来对个人利益几乎没什么增进的大事业中。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当下，本书的作者汪永晨和她这22位同道者，无疑是不合俗世价值观、有着堂吉诃德气质的理想主义者。这类人，是孤独的一群，而他们的眼光和足迹，又突破现代都市的羁绊，投向广袤而日益残破的大自然。

所以，汪永晨打趣说，这是一群“野人”。以梁从诫的年龄和他从事环保的资历，名列“野人”之首，实至名归。而“表亲”之说的来历，和“野人”的自我认知亦是相当匹配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桂林与梁从诫会面，梁先生赠给他一张滇金丝猴母子的照片，并告诉他这个物种仅存不足1200只，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唇动物。机智的克林顿打趣道：“哦，这是我的表亲。”

当多数人还在为柴米油盐或者职位与名气这些寻常利益而殚精竭虑去追求时，一些人去关注类似金丝猴这种人类“表亲”的命运，似乎显得太不切实际。但当仔细读完汪永晨笔下这22位环保人士的故事后，会感觉到，这些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沉浸在玄而又玄的宏大话题中，而是以务实的态度、扎实的作风，做好一件件小事，所涉及的，却是关系到人类终极命运的大课题。在许多地方政府视GDP高于一切的“拜物教”盛行的今日中国，从事环保事业，更是甘苦自知，种种辛酸难为外人道。

笔者有一次曾和汪永晨聊起“环保”。我对她说，在中国“环保”的概念上炒得很热，连食品企业为推销商品做广告想方设法和“环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无论在一些地方政府还是一些社会人士的眼里，却又很冷。我说，中国人有着珍爱生命、敬重自然的传统。珍爱生命的传统于是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养生学”，这种“养生学”的核心目标是让自己如何生活得更健康幸福，如何能延年益寿。看看这几年“养生学”的书和讲座那样的火爆，就可知多数国人对养护自己生命是多么在乎。而这一传统的后半部分即敬重自然，应该是一种“大养生”，是在养护地球，养护自然。这种“大养生”比起“小养生”来说，可谓冰火两重天。汪永晨很认同这种看法。她说，没有“大养生”，“小养生”是脆弱的。试想，一个人生活的环境被恶化，空气中汽车尾气过多，饮用水被污染，生长粮食和蔬菜的土壤里重金属超标，无论他如何重视“小养生”，注意饮食有节，并勤于锻炼身体，或者花大钱去买各类保健食品，也很难独善其身。

我想，汪永晨所说的这个道理，大多数人不是不懂得。但对单个人来说，或许以为“环保”是一种系统性强、见效慢，需要大投入的公益事业，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而环保一旦为害，也非自己个人来承受。因此，这类“大养生”事业远不如做好“小养生”更实惠，更有效。对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现实往往是很无奈的。汪永晨和她的同道者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承认个人力量有限，但他们相信做总比坐而论道要强。阻止一个危害环境的项目，帮助受害者打好一场环保官司，让一个不顾环保只讲GDP的官员之言行公之于众，就是为环保尽一份力量。对环保事业，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尽一个地球人的责任，不需要多么高调，从垃圾分类的小事做起即可。许多人明知环保的重要性，但只愿做环保的旁观者，不能不说和中国曾长期处在官府主导一切、个人对公共事务难以置喙的臣民社会有关。而每个人，积极来参加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环保事业，或许是建设公民社会的一条重要路径。

梁从诫的祖父梁启超，是一位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大人物。他早年致力于政治改良，目的是希望建立一种让中国人生活得更好的社会制度。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为保护中国的古建筑费尽心力，然含恨而终，其目的也无非是要捍卫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灭才谈得上文化的尊严。梁从诫和其祖父、父亲相比，事功或有不同，但其致力于环保的目的，和其父祖没什么区别，也无非是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在新的世纪能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本书作者和本书所记录的22位环保人，他们为“大养生”无怨无悔，目的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