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专栏）

社科院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昨天发了条微博，说他卜居的京东宋庄镇小堡村——知名的画家村。有一马哥，北京某大厂退休工人，其夫人马嫂乃该村农民。于教授问他俩当初如何走到一起。“马哥言称，走错了门，当年也算工人老大哥，五十岁可以找一个十八岁的郊区姑娘。马嫂双手叉腰怒言，工人牛什么啊，现在十八的小伙能找一个五十岁的郊区娘门就算有本事了。”

这俩夫妻之间的玩笑话，可窥见这三十年多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在三十多年前，城镇户口的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几乎可视为两个世界。因户籍造成多少现代版的“陈世美”和“秦香莲”，就如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农村子弟跳出“农门”，是何等的艰难。考上大学的农家孩子，在拿着通知书“农转非”的一刻，能感觉到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尽管户籍的鸿沟还在，但城镇户口的光芒不再，尤其在郊区，农村户口远比城镇户口有含金量。不但自己有宅基地可以建房，而且有耕地用来生产经营。碰上拆迁，可能一夜暴富。而许多城里人被房贷压得透不过气来。

但是，不能因为农民可能因为拆迁而富裕，就眼红他们，想方设法打人家的主意，觊觎人家的财富。中国的农民为了工业化长期承受巨大的剪刀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几乎民力被榨尽。好不容易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农民拥有的土地升值，难道他们就不能受用升值带来的财富？

重庆市政府近期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10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户籍。有人认为此举是看重农民的土地，而市政府负责人说这是一种荒唐的判断。可媒体近日报道，重庆许多高校的校方强迫农村户籍的学生“农转非”，部分大中专院校因学生干部未带头转户遭撤职。这样的新闻不能不让人觉得政府打农民土地的主意并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下，由于高校的急剧扩招，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而农村学生由于其人脉关系不如城镇学生，在就业中更占劣势，家里的田土和宅基地是他们唯一的退路。把他们的立锥之地都拿走，将会产生何种社会后果？

宜黄事件后，该县一名笔名为“慧昌”的公务员，撰写长文为地方政府暴力拆迁辩护，甚至喊出“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在前两天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依然老掉重弹。他说：“政府怎么可能违法违规呢？缺什么手续随时可以补上。”而且认为要高价的被拆迁被征地的农户是贪心不足，如果政府不开发那块土地，他们的土地就一钱不值。似乎他们的财路是政府带来的，理当感恩加配合。-----基层官员持这种观念不在少数，难怪暴力拆迁事件接连发生。

且不说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在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时期，地价一定会飙升，上世纪6、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东京等都市的边缘不知造就了多少农民亿万富翁。就算是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使一部分农民得到好处，难道这不是各级政府应该做的吗？某一个人有一块地，碰上了商业开发，只能说他运气好。旁观者可以道德上指责某个漫天要价的人贪心不足，但讨价还价是人家的权利。如果要惩罚这人的“贪心”，大不了修改规划，不要他那块地，让其发财的梦破灭。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去剥夺人家的房屋和土地。

昆明的“钉子户”房屋四周被逼迁者所挖的壕沟，在媒体关注下刚刚填平，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又发生暴力拆迁致使一死一伤的惨剧。晚明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评价“非法之法”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可那是四、五百年前的帝制时代呀！为什么今天还有人见不得农民得到一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