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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曾被称为中国足球“掌门”的谢亚龙,近日和另两位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共聚沈阳。这三位前副主席此番“相聚”中国足球基础最雄厚的省份,已不是去指导工作了,而是涉嫌贪腐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被国人多年来诟病、谴责、痛恨的中国足球黑幕,总算是撕开了一角遮羞布。

曾几何时,当中国足球界有关假球、赌球、行贿的传闻满天飞时,当中国足球的环境日益恶化对外竞赛成绩江河日下时,公众呼吁司法介入,而每次总被中国足协用内部的“家法”,四两拨千斤般给挡了回去。恨铁不成钢的中国球迷,只好用人民币投票,球市日渐萧条,一些唯财是举的媒体便疏远了足球,不再转播其比赛,而赞助商也从笑脸变成冷脸,自然,当年日进斗金的“球星”们告别了幸福的日子,有些人沦落到生计都成了问题。而今,当司法刚刚介入,就爆出了这么多的丑闻,而涉及到贪腐的足球高层人士,级别越来越高。被国人冷落日久的中国足球,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再次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力。

无论网络上,还是传统媒体上,无论是资深球评人和时评人,还是普罗大众,此番议论中国足球界贪腐丑闻时,多数人不再对涉案的足坛高层人士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直指中国足球管理的畸形体制,而中国足协这个亦官亦商亦社会团体的怪胎,正是这种畸形体制结下的果实。几位涉案的足协前官员,乃至那些已经东窗事发的俱乐部老板、裁判、教练,他们的悲剧,只是这种畸形体制下的必然。更有人说,“中国足球”这一怪胎,在中国社会极具代表性,甚至可以看作中国国情的一个缩影,那么,解剖“中国足球”这只麻雀,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走上的就是一条饮鸩止渴的路子,只求眼前利益,只求短期政绩,而代价则是整个足球土壤被毒化。当年中国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的足球管理体制走不通了,教练、运动员乃至管理者的生存状态日渐窘迫时,改革是必然的,引入国外流行的俱乐部方式,专业运动员成为职业运动员,让市场化因素来盘活足球的困局,应该说看起来路子是对的。但由于主导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的权力部门,又强烈地追逐自身的利益,使这种改革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简言之,就是主导改革的部门和人士不愿放弃权力,只愿减轻负担;希望球市搞活,但急于谋利而难以建立起公平的竞赛环境。也就是说,自己能得好处的事,雷厉风行地推行;自己不能得好处甚至要让出利益的事,就想方设法不做或者推迟做。比如搞俱乐部,搞甲A中超联赛,聘请外籍教练等等,自己不用掏钱,反而能吸纳球迷和企业的钱,又能出些政绩,何乐而不为呢?而国外俱乐部联赛制的核心内容:让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足协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受所有俱乐部、足球从业人士和广大球迷的监督和制约。主导改革的却不愿意学,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足协搞成权力无比巨大、寻租机会多多的“足球衙门”,衙门里的老爷们口含天宪,不但对足球界人士:如俱乐部老板、教练员、运动员、裁判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就是对行使舆论监督的媒体,也是动辄封杀的霸道。

这种只学有利自己不学不利自己的方式,短期内可见些效果。我记得1993年刚来北京,球市是何等的火爆,我节衣缩食购买球票去先农坛体育场看球。中国足球也好歹在家门口进了一次世界杯,尽管是饮蛋而归。但这种学习、借鉴的思路,注定收获的是跳蚤。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对中国足球彻底失望了,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渐行渐远,倒是贪污腐败分子层出不穷。这和清末的“洋务运动”何其相似!大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等殖民者打怕了,决定要学习人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可学人家的只限于学如何船坚炮利充实武备,如何办工厂修铁路挣钱,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依然坚持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皇帝说了算、官员说了算、细民基本权利无需保障。短短二、三十年,看起来有模有样,成绩也不少。可一场甲午战争,就被曾瞧不起的蕞尔岛国打回原型。最后,找一个替罪羊李中堂李鸿章大人来当替罪羊,可又顶什么用呢?

但愿此番足球界反腐和接下来的足球管理体制改革,能在深度、广度上做文章,管理者敢于削权让利。如此,中国足球或许还有希望,那几位被司法追究的高层人士也不至于仅仅成为骇猴的鸡,立威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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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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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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