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北京的作家谢朝平出版了纪实文学《大迁徙》一书，揭露了陕西渭南移民内幕。8月19日当地警方来京，以“人口普查”为名骗开他家的门，将其抓走了，说涉嫌“非法经营”。

看到这条消息，我想到了本人8月13日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评论《提高诽谤罪的公诉门槛能根治因言获罪吗？》。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前不久作出规定：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笔者认为，这一规定的出台非常及时，也很有必要，有利于维护司法公信力、保障公民人权、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但在文中又不无担忧地提出：“即使上级检察院能严格把关，通过公诉惩治那些冒犯官威者已是‘此路不通’，那么地方官员降尊纡贵，在自己掌控的地盘里提起刑事自诉，其胜算依然很大呀。就算官员们舍弃刑法246条（即涉嫌诽谤罪公安立案、检察院公诉）这一利器，用刑法其他的条款，能否惩治冒犯官威者呢？比如扰乱公共秩序罪、诬告罪或其他罪名。中国传统官家治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呀。”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担忧不幸言中。谢朝平被陕西警方“跨省追捕”，从已经公布的信息来分析，是典型的“因言获罪”。谢的这部书是“自费出版”，即付费给山西《火花》杂志以增刊的形式发行----用出版行内的话来说有“买书号”的嫌疑，增刊也可能违反有关出版法规。据报道，该杂志负责人也承认：“出版部门最终发现此次增刊的不合程序之处。按照规定，出版单位无权擅自出版增刊，出增刊需逐级上报审批，但北京编辑部没有这么做。”但即便如此，违规的只是《火花》杂志，而非谢朝平本人，谢朝平本来拿到的是国家正规的期刊杂志社的出版物，即使违规，他本人也是受害者。这个事件，充其量够得上行政处罚，而且受处罚的只能是山西《火花》杂志社，而非谢本人。

当然，渭南警方也许会说：谢朝平名曰将这些书“送”给渭南当地一些移民，实则是在出售，而他不具备图书发行的资质。就算如此，也仅仅够得上行政处罚，比如没收货品处以罚款。可是，当地官方一旦祭起了“非法经营”罪的大旗，把人抓捕，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结局就不容乐观了。要什么证据，何种口供，在公权力通吃一切的今日中国，根本不难办到。有一个很老的笑话流传至今：话说美、俄国、中三国警察进行技能比武。内容是在一个森林里放一只兔子，让警察进去抓出来。美国警察进去,忙活了一个月出来了，说: 我们没有抓到那个兔子。俄国警察进去,忙活了半个月出来了，说: 我想那只兔子已经跑掉了。中国警察进去,只用了3天就出来了，但是提着一只大狗熊。 裁判问:让你们抓兔子，怎么抓狗熊啊？中国警察说:你问它是什么。   裁判问狗熊你是什么? 那头狗熊乖乖地说： "我是兔子"。

这笑话虽然有打击一大片之嫌疑，但民谣、笑话多数时候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民意。中国社会一些执法部门如警察、城管，公共形象欠佳的根本原因，并非是中国的执法者素质有什么问题，而是公权力在多数时候很难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旦公权力难以有效地制约和监督，那么掌权的官家滥用公权力，乃是一种自然的冲动。以批评官家的言论遭罪为例，这些年一些地方官府打击冒犯官威的言论、维护自身高大的形象以及不容别人染指甚至质疑的利益，可以说手法花样翻新，与时俱进。最开始，对采写或散布对自己不利的新闻或言论的媒体及公民，采取的还是较为温柔的“民俗诉讼”，一般人害怕打官司，一告就慌了。可时间一长，大伙儿觉得只要事实清楚，自己又占理，怕他甚的！于是，民事诉讼威慑力不够了，于是一些地方权力部门钟爱刑法246条，动辄出动警察，以涉嫌诽谤罪抓记者、发帖者。这种做法引起舆论哗然，也影响了整个公权力的形象及公信力，最高检察院发文提高了这种罪公诉的门槛。然而，难不倒一些权力部门，刑法那么多法条，想办法找个理由抓人，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工程，人类都登月了，这个算啥？

谢朝平案如果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陕西渭南警方的这番创意，我估计将会启发更多的地方权力部门加以效仿和发扬光大。

公权力一日不关进笼子里，那么公民因言获罪的事将不断发生，而官家深文罗织的艺术亦将不断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