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南方都市报》）

曾挂职湖南临湘市（县级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和曾担任过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命运一样，在他们违背官场潜规则之时，就注定要被官场所淘汰掉。这决非他们的上司之品德、胸怀、眼界所决定的，而是因为他们伤害的决不是官场一两个人而是这个职业共同体的利益。

至于姜宗福说：我写这本书是让大家知道官场也有“弱势群体”，希望大家不要仇官。这说明他低估了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公众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判断力。其实多数人都知道官场中有权力不大、获利不多、却要供人驱使的弱势者，他们仅仅只是为了一个饭碗。但有这么多人甘愿当官场“弱势者”，说明官场有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吸引力。

姜宗福在与记者对话中，揭示的最吸引眼球的潜规则是：比如领导签字。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 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是“签了字也是空的”。字怎么签？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这在自古官场“智慧”独步天下的中国，算不了什么创举。既然中国几千年来权力是从上向下授予，官员祸福系于上宪，那么官员自然更重视向上负责，即便是考虑到治内细民利益的好官、清官，立足点也是为朝廷好好看住江山，不能为皇家惹出大麻烦来。这样的政治生态就是典型的“批示政治”，权力靠皇帝的上谕或大官的批示来运转的。那么读懂批示，领会上级意图，从而做好应对措施，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明清两代地方官聘请的师爷，其水平高低，就在这方面见真章。久慕成宦的绍兴师爷汪辉祖著有《佐治药言》，书中有相当的篇幅就是介绍这类学问。上级衙门的公文特别是皇帝的谕令，普普通通的一个字的差异，其传达的真实意图可能有天壤之别。当年光绪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准备变法，遭遇到他曾十分依仗的老师翁同龢反对，不得已他挥泪斩马谡，亲自写上谕让翁中堂回家养老。圣旨的结尾是“特谕”而非寻常的“钦此”。熟知宫廷政治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光绪帝本人的意思，而非迫于其他压力不得不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民国时阎锡山治理山西几十年，每次听下属提建议时，但凡说“你说得很好”，那就等于阎大人并不赞成这人看法，其建议基本上不会被采纳；而说“你说得很对”，说明这建议深得其心，会被采纳。这样的奥妙，不在官场混的人，何从知道？

中国古代多数进官场的人，要想有所作为，无论是庸才还是英才，基本上不能违反官场潜规则，因为一旦违反潜规则，就可能很快被淘汰，还谈什么做一番大事业？有位方才有为。张居正、曾国藩、张之洞，这三人可谓是明清两代的能臣，他们同时也是玩潜规则的高手。曾国藩还在做京官时，某次道光帝召见，让他在宫内一间空房里白等了一天。晚上回去后很纳闷，请示恩师穆章阿，精通宦情的穆中堂让曾国藩拿四百两银子去买通那间房的值班太监，让他把房间悬挂字画的内容全部抄出来给曾国藩。第二天道光帝再召见，为考察这位名声不错的青年官员的观察能力，问曾国藩昨天呆的那间房四壁的字画上写什么。早有准备的曾氏一一答来，自然龙颜大悦。-----在那种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的时代，我们今天不能苛求曾国藩违背自己一向提倡的“诚”。倒是另一个官场另类海瑞，根本不顾潜规则，对上司胡宗宪的面子也不卖，可他因此出了大名，成为朝廷树立的一种清官的典型，还不能将他淘汰掉，只能让他成为系而不用的葫芦，去南京做没有实权的右都御史。

唐德刚说在中国古代，“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得。”可见，君子为官，要做些“公门之中好修行”的好事，去适应潜规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并非就是道德上的污点。在这种权力由上面授予、下属不能不取悦于上司的政治生态中，适应潜规则也不是那样可耻；同样，作为内部人揭示潜规则、断然告别官场也不必那样悲壮，不必把他们看成英雄。尤其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尽管官场种种潜规则还存在，但读书人的选择比起古代还是要广泛得多，姜宗福、李昌平告别了官场，因为有了名气，他们活得也会不错。至少比古代类似明朝李贽那样的大学问家，告别官场后清苦的生活状态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