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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句中国传统社会的俗语,到了“文革”,被赋予政治化色彩后,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两类说法,在生物学上没有严密的科学依据;在逻辑上,难以自洽;而在法学和伦理学上,更是与社会的公平与进步背道而驰的。    但是,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多数中国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虽不中,亦不远,庶几近乎事实。央视8套正在热播根据老舍《茶馆》改变的电视连续剧,这在观众中反响甚好,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多部从经典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连续剧中,算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没有糟蹋名著,传达出原著的魂儿。我不想从剧评的角度来评论这部连续剧,而是连续剧中第二代人物的命运,触动了我,让我想起了本文开始那句俗语。

《茶馆》人物的第二代的命运和职业选择,可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最好的诠释。两个“灰色人物”,靠打卦看相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唐铁嘴,以及坑蒙拐骗、贩卖妇女的刘麻子,他俩的儿子小唐铁嘴和小刘麻子不仅子承父业,连那缺德的劲儿都酷似父辈;茶馆掌柜王利发的大儿子大栓很小的时候,就有茶馆少掌柜的范儿;落魄的旗人常四爷一身武艺,他的儿子常喜贵入了梨园行,学武生;另一个旗人松二爷只会斗蛐蛐玩鸟,不事产业,他的儿子秀岑和他老爸一样地玩乐,因生活所迫从票友变成下海的男旦。。。。。。。。

一般说来,子承父业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在一个家庭里面,因耳濡目染,父亲的职业多多少少会对儿女有影响,儿子入父亲那个行当,从技巧、人脉等方面,比其他的人有相当的优势。但在传统社会里尤其在中国的古代,子承父业被视为当然,除了这个因素外,我以为主要还是农耕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农耕社会里,家族和官府两头大,中间的社会发育很不良。家庭以及家族这个小共同体是多数人最大的庇护者,由于没有现代社会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机制,多数人的生老病死、教育、择业、婚姻和家族有莫大的关系,家庭和家族的状况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路。那么,农民的儿子学种田,木匠的儿子学木匠,顺理成章。即使有所变动,也是在以血亲或姻亲为基础上发生的“微变”,譬如,农民的儿子跟着当木匠的大伯学艺,或者农民的儿子去城里投奔开茶叶店的二舅当伙计。而文化家族同样可以垄断知识,父子相继。汉代有一种说法:“遗子千金,不如遗子一经”,像刘向、刘歆父子那样,家学代代相传。因此,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喜欢从家世做切入点。

职业群体、阶级阶层之间,如果没有适当的流动,整个社会就是死水一潭,底层者失去改变命运的希望,那么社会一定会冲突四起,整个社会很难稳定。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便是对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社会现象一种有限的校正。通过统一标准的考试来选拔官员,士农工商的儿子,都可能金榜提名,出仕做官。因科举考试在制度设计上是比较开放而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话常有,社会上下阶层之间有着一定的流动,社会矛盾便得到一定的纾缓。

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仅仅在选拔这一端是开放的、公平的,那么社会的公平是相当的有限,应科举的人首先要读书,富商、官宦子弟,读书的条件更好,因此出头的机会更大。而穷人要供孩子读书应科举,除了孩子的天资外,整个家庭甚至家族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多数家庭就如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那样,农之子为农,工之子为工。

现代社会之所以比古代社会文明而进步,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制度的设计更为公平,让社会职业群体、阶层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使穷人的孩子更容易摆脱不利处境。这不但需要中国古代科举制那样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不仅仅是官员选拔,也包括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选拔。还需要在另一端,即教育实现公平。如义务教育的免费,高等教育的国家贷款制度,一定程度保证了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能接受教育,使其找到更为合适的职业。如唐铁嘴的儿子就可能有做学问的天赋,最终能读大学当教授。小布什固然能借助祖父、父亲两辈的政治资源竞选总统成功,但遗腹子克林顿、非洲黑人儿子奥巴马同样能当选为总统。

而《茶馆》人物中,第二代要摆脱父辈职业的惯性,似乎只有一条路:革命-----古代叫造反。如秦二爷的儿子秦利民和王利发的次子二栓,最后离家参加革命了。这当然不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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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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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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