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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接到母亲从湖南老家打来的电话。问完我和内子的工作、生活近况后,家母语调转为愤懑,讲述一件她认为是“奇耻大辱”的事情,已近古稀的母亲已非年轻时的泼辣刚烈,一般的事情更不会给他儿子添乱找事。这次一定非同寻常。

原来,母亲伤心的是她“赤脚”行医四十年,未能得到官方的认可。

本届各级政府在重视民生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在解决了民办教师转正和免费义务教育问题后,而今民生工程的一大重点是农村医保试点和乡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其中的一项内容是对乡村医生(以前叫“赤脚医生”)的重新认证和提高待遇。

母亲说,早在1971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母亲就成为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去年,当地卫生局要求乡村医生重新等级登记注册。母亲按规定上报了所有的材料后,前两天却被镇卫生院告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未能批准她的申报,理由是年龄太大。而全镇40个行政村,只有三人未被批准。至于这个理由援引何种法规与文件,有关部门并未加以进一步说明。母亲说,她并不在乎将来可能得到的那点经济补助,她三儿一女还算有出息,也很孝顺,不在乎那一点钱。关键是这等于否定了她四十年辛辛苦苦当赤脚医生的经历。

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她这样的年龄以及其经历,最在乎的就是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承认。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位“赤脚医生”。乡亲们尊称她为“王医生”------这个“王医生”不像城里医生那样穿着白大褂端坐在下雨淋不到、天晴晒不到的医院里,她要和其他农民一样下地干活,而且拉扯四个孩子,家父又在外面上班。这种“半边户”的女主人,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而她做“赤脚医生”是全能的,看病、预防接种、接生,都干。1977年我开蒙上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有一课《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是一位戴着草帽、背着医疗箱的女医生赤脚走在田埂上。我读起来觉得分外亲切,并向小伙伴们炫耀。

家母要强,又能干,对别人热情对儿女严苛。我现在还能记起一幕幕这样的情形:我们全家正在吃饭时,一个下田被划破腿脚的农民被背到我家,家母立刻放下饭碗为其包扎;深更半夜有人敲门,说老婆快分娩了,母亲起床拿好器械,打着手电就走了。。。。。。在母亲接生的这几十年里,不下十个早产儿被她救活,这在医疗条件简陋的乡村,几乎算个奇迹。因为她的名气,周围好几个村都请她接生,好些家庭父子两代都由她接生。我记得我读初二的一天,她刚睡下就被人叫走去接生。天亮后我去公社所在地的初中上学,恰好要经过那户人家,便停下来去看母亲。那户人家问我找谁?是不是找王医生?因为看眉眼我实在太像我母亲了。母亲从产妇的卧室走出,说孩子刚刚落生,不无责怪地说我来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学校。我悻悻得走了,心中惦念着母亲,我知道她这一宿没有合眼。等我们兄弟离开故乡后,母亲也老了,但照样出诊看病接生,她已没有盛年时的胆气,每次出诊,总要带着我家那条大黑狗壮胆,因为她看完病回家时,总会谢绝患者家人的护送。

我大学毕业居京多年后,回家探亲,经过附近的村庄时,那里的乡亲有好些我已认不出来了,他们却都认得我,说这是王医生的崽回来了,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喝茶。我很感动,更感谢父母给儿女辈积攒下的好人缘。

母亲读过初中,在偏僻乡村她哪一代农妇中间,算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了,因此才有可能担当赤脚医生。若以今日的标准看来,她的知识、她的年龄,确实和现在农村医疗的需求有距离。但正如民办教师一样,这是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我在近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曾为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命运鼓与呼,而今,我母亲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开她的心结。辛辛苦苦四十年,她只是想得到认可,要一个说法。

今日之中国,简单的“说法”往往很沉重。不论有没有人给她一个“说法”,我要把我母亲的故事讲出来,我想她的经历,亦是一个群体的经历。他们生活在乡野,默默无闻地做事,造福于桑梓。而时代变了,他们又落伍了,便被无情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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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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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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