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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东方文化周刊》)

 

古往今来,国与国之间交往,最注重维护本国的尊严。而本国是否有尊严往往体现在礼仪上,譬如元首座位的摆放、发言的先后等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亦如此,尤其在传统文化较为浓厚的地区,比如南方一些农村和齐鲁大地。若是亲朋好友相聚,尽量谦让对方坐上座以表示尊崇对方。相反若是有旧怨的家族在一起,一定会想办法在礼仪上压对方一头。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尚不彻底,列国总是想在交往中在礼仪上使本国占据上风,南方新兴的强国楚尤其如此。大约是因为总觉得被中原诸国视为没文化的蛮夷,心理上自卑,于是一有机会就利用自己的国势,采取霸蛮的手法,在礼仪上压倒别人,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战国时期,楚国刁难齐国的使臣晏子,即是出于这种心思。

早在春秋时,楚国在这方面就特别爱搞小动作。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鲁襄公在楚国就有类似晏子使楚的遭遇。

前一年两大强国晋与楚在宋国达成弭兵之约,协议商定双方的仆从国朝贡对方以显示诚意。到了这一年,各国就得硬着头皮履约了。晋国的小兄弟们鲁、陈、郑、许国国君就得亲赴楚国输诚。这鲁国是武王之弟、大功臣周公旦的后裔,现在沦落到国君必须亲自去南方朝拜一个封爵才是“子”的蛮夷之国,情何以堪呀。但没办法,这就是弱国的命运。

鲁襄公经过郑国时,郑国国君已先行到了楚国。按当时的利益,别国君主过境,本国君主必须出城设宴款待,本国君主不在,则由重臣代行。伯有——就是在上一年跟着国君在郊外迎接晋国赵武赋“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讥讽自己国君的那位,被赵武断定不得善终。他在黄崖(今河南新郑县北)为襄公接风,这人是个势利眼,他连自己的国君都看不起,何况对另一个弱国鲁国的国君,他的态度非常不敬。跟随襄公的鲁国大臣穆叔说出了和赵武类似的判断,他认为如果郑国不杀掉伯有,一定会受伯有的连累,因为伯有把最重要的规矩——“敬”——给抛弃了。并引用《诗经》说,渡口旁边的水草、路边积水上浮萍,一旦摆在宗庙上作为祭品,季兰——即致祭的三姑娘就得向它行礼。——意思是说,参与祭祀的人尊重的不是这种处处可见十分卑微的小草,而是尊重规矩和程序。

快过年的时候,君臣一行到了汉水,已快进楚国境内,突然听说霸道的楚康王(楚国国君僭称王)刚死。鲁襄公觉得这下好了,楚国得办丧事,顾不得我是否去输诚,干脆回国别受这个侮辱。但跟随的大臣劝谏说,我们这样做是针对楚国,而不是针对楚康王一个人。君子看得远,小人只看眼前。——亦即不能为了免除眼前的尴尬而违背盟约,否则楚国办完康王的丧事,一定会算这笔账的。

于是,鲁襄公听从建议,来到楚国,并在楚国过年。到襄公二十九年春天,楚国举行康王的丧事,作为外国君主,鲁襄公当然要参加。楚国实在太损,他让周朝第一等诸侯国国君、有公爵的鲁襄公“亲襚”。就是让鲁襄公给康王的尸体换衣服,这是诸侯的使臣吊别国国君之礼。楚国这样做,就是要把鲁襄公看成楚王的臣,礼仪上打压鲁国。

鲁襄公当然拿这事头痛。要不要照楚国的吩咐做呢?如果照吩咐,有失国格,回鲁国后怎么像众臣和士民交代交待?不照做的话,楚国太横,自己恐怕难以脱身回国。又是智多星穆叔出主意:“祓殡而襚,则布币也。”意思是先拂除棺材的不祥,然后给尸体换衣服,再把致祭的布匹和钱币陈列。于是到那天,鲁襄公让一个巫师拿着桃棒和扫帚现在棺材上拂拭一番,然后再给尸体换葬衣。

襄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礼记檀弓》记载,此乃“君临臣丧”之礼,君主去凭吊臣子,怕沾染晦气,用巫祝持桃棒扫帚拂拭以祛除不详。

《左传》记载襄公这样做的时候,“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楚人没有阻止的原因恐怕是他们太没有相关的学识,等到别人说出来,后悔已晚。要知道,“周礼尽在鲁”,在礼仪上楚国要和鲁国君臣斗法,吃学识不够的亏,太正常了。当然,这种斗法,有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意思。可国际上交往,所争的不就是这些东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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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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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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