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满清殉国的大儒邹汉勋，后来有了一个曾孙邹永成成了反清志士。说到邹永成走上革命之路，不能不提他的伯父即邹汉勋的长孙邹代均。

汉勋死于咸丰三年底（公历1854年一月），咸丰四年，他的长孙诞生在故乡湖南新化。邹汉勋在世时，只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举人，靠几次在外修撰志书挣点钱，家境也就称得上殷实。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家庭马上陷入困顿。其子即邹代均的父亲又嗜食鸦片，更是雪上加霜。

邹代均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长大，好在毕竟是诗书之家，从小能接受很好的家庭教育。他秉性、气质和好学不倦，酷似祖父。光绪五年（1879）补县博士弟子员（生员的一种，他已经在学界小有名气，尤其是史地之学，更是被士林称道。而此时的大清朝，所面临的局势和他祖父殉国时大不一样。经过曾、左、李等人的洋务运动，大清引进了一些先进科技，西方的学术开始进入这个古老的帝国。传统的舆地学亦受到西方地理学的冲击。而邹代均，成为将传统舆地学发展为近现代地理学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他能有此作为，当然和自己的勤奋与天赋分不开，也与他祖父的故旧有意关照不无关系。

作为后人，整理、刻印祖父的遗书，是压在邹代均身上的沉重使命。邹汉勋生前著书400余卷，其死后家庭中落，又由于湘中治安不靖，邹家数次遭土匪打劫，遗著大部分散佚，所存者只有十分之一。可那时候，刻印图书是何等困难，邹家只能求助于邹汉勋当年的老友。汉勋在世时，和同样是在籍举人且喜舆地的左宗棠交往甚密。而此时，左公已威震天下，正带领大军准备西出阳关，收复新疆。就在他中秀才这一年，他跋涉数千里来到酒泉左公的行营。左宗棠看到故人之孙英姿勃发，十分高兴，也伤悼老友死得太早。他赠送一笔银子给邹代均，让他回家把祖父的遗著刻印出来。到了光绪九年（1883），邹代均终于将搜寻到的祖父遗书全部付梓（岳麓书社在此刻本基础上前两年出版了《邹叔子遗书七种》）。然后赴金陵找到已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作序。左宗棠时年七十二，也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在序言中追忆与已作古卅载的邹汉勋之交往：“回忆四十年前，碧湘宫畔，更阑烛灺，雨声断续，举酒对谈时，仿佛如昨也。”

左宗棠于1884年调京城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第二年仙逝。接替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的是曾国荃，他同样很关照这样湘籍忠臣的后人，得知邹代均有史地大才，推荐他作为随员，跟着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正逢英国欲争哲孟雄〈即锡金〉，刘召集随员商议，众人相顾无语，邹代钧引古证今，论述哲孟雄与西藏的历史的渊源，证其不属印度。刘大使采用了邹代均的意见，回复英国，英国无言以对。

此次随使节出国，邹代均大开眼界，深深感到中国地理学的落后。他买了许多西洋诸国地理图册和书籍，研究发现中国地图的经纬度与地球上的实际里数不相符，是因为当时中国地图测绘上所用的尺不准的缘故。于是他确定以法国的迈特〈米突尺〉来制造出一种在中国专门用于测绘地图的尺。根据他的计算，中国舆地尺为0.308642迈特。从此，中国绘制地图，有了标准尺寸，并以采用统一的比例尺和投影法替代了传统的“计里画方”之法，

出使回国后不久，爱才若渴的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延揽他主持湖北全省地图测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邹代均在武昌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舆地学会，并创立了中国第一家地图出版社——亚新地学社，采用新式的烂铜版法印制地图。1898年在“大清会典馆”总编撰的任上，出版了全套《大清会典图》44册，1903年主编出版了《中外舆地全图》，这是我国公开出版的最早的一本教学地图集。1907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地理系主任），可惜，在第二年病逝于武昌。

邹永成生于1882年，父亲早逝。于是在1903年时，伯父让他去武昌协办舆地学会。可邹永成对伯父的舆地学不感兴趣，却对革命感兴趣，特别是阅读新化同乡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后，思想更趋激进。1904年回长沙参加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春，和宋教仁、居正等人在他的寓所商议，决定回国后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长江流域武装起义。接着他回国筹集资金。得知黄兴将在广州举事，他将名下的田产100多亩抵押给伯祖父，得2000元经费，在宝庆城设联络机关，召集当地革命党人，以图策应。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又回到武汉与焦达峰、孙武等商议起义事宜。

在武昌起义前，因为黄花岗起义的失败，革命陷入低潮，经费极缺。邹永成干了两件不光彩的事。一是偷窃，二是绑架。

邹永成的金石桥同乡（今属隆回）后辈李传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述道：

邹永成记得，蕲州三角山庵堂里有个金菩萨，若能弄到手，可换一笔钱充革命经费。一天夜晚下着大雨，邹永成与焦达峰、孙武等人赶到佛寺，趁着雨声掩护，掘墙入寺，将金菩萨抬了下来，但这尊金菩萨很重，五六个人也难以抬走，他们便想捶碎分运，捶了很久，才捶下一小块。响声惊醒了寺里和尚，一帮人手持棍棒，吆喝向他们扑来。他们仓皇逃跑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邹永成竟想盗取伯母的金条。他要孙武找人配了麻醉药，放入自己买的一瓶上等葡萄酒内，携酒对伯母说：“侄儿明天要到日本去，特来向伯母告辞。”伯母对他热情备至，很快就炒了菜肴，同他一起喝酒。但是，酒喝完了，伯母只说：“这 酒不好，有点上头。”并未昏倒。原来是闷药配得不好，效力不大。　

　　其伯母的小儿子邹安众见堂兄出来，就挎上书包追喊：“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到汉口看戏？”这 话被在门外接应的孙武听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问邹永成：“你弟弟在哪个学校读书。”邹永成说：“在黄鹤楼小学堂。”孙武大喜，说：“黄鹤楼小学的校长 张振武是共进会员，与邓玉麟很熟，你同邓玉麟去找张校长，就说要带你那小弟到汉口看戏，然后要你伯母拿钱赎人。”邹永成不得已便叫弟弟邹永干与邓玉麟一起去找张校长，把堂弟邹安众骗出学堂，说是到汉口去看戏，将堂弟藏在日本租界旅馆。第二天，伯母不见儿子回来，就派四叔去向邹永成要人。邹永成提出要一笔大钱方可放人。经四叔从中反复调停，最后伯母无可奈何地交出800元，并对邹永成终生怀怨。　

武昌起义后，邹永成又回到湖南，和新化同乡谢介僧领导光复了宝庆、新化。当他的好友、做了十天湖南都督的焦达峰被杀害后，他便离湘赴鄂，协助新化同乡谭人凤组织军队,准备北伐。不久，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任大总统。他深感失望，于1913年4月20日，写下绝笔诗：“轰轰革命十余年，驱逐胡虏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遂跳入黄浦江，后被渔民救起。——否则他和陈天华一样的结局了。

虽然邹永成未能跳水自尽，但革命成功，他的使命也完成了。这个生性狂狷的人更适合造反，而不适合做官。他一直和何健、蒋介石等人不和，蹉跎数十年。于1955年在长沙逝世，活了73岁。和他的曾祖父以及伯父相比，算是高寿了。

作为大儒之后的邹永成，未能继承家学，以几大热忱投入革命，但革命的结果又让他失望。学界仕途两无成的他，在暮年里，不知是否有一丝的懊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