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12月15日《东方早报》）

　　陕西农民韩培印进城打工，供养儿子韩胜利在西安读完大学，儿子毕业后工资还不如自己，根本无法偿还因上学欠的债。老汉父子很失落。

　　这种事在当下还不少见，许多贫寒子弟从大学甚至是很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千辛万苦找到一份工作，薪水却很低，和所花费的读书成本相比，显得很不值——那么，能不能说小韩这样的人，大学是白上呢？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大学刚毕业的人，不仅仅是贫寒子弟——他们还处在技能培训阶段，其工资不如一个熟练的蓝领工人或重体力劳动者应属正常。但从长远看，可以断定，像小韩这种读过大学的贫寒子弟，从概率上来说，普遍过得要比读完初中或高中就去打工的同龄人好。如果只谈个案，则一个人读完大学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摆脱贫困，因为人与人千差万别，除学历、智商之外，还有性格、运气等因素影响一个人的生活。

　　如此说，并不意味着小韩毕业后的命运不值得全社会予以重视，这个现象可以传达出这样的社会隐忧：其一，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处于不利处境的人，对今天的大学教育缺乏准确的认识；二是社会的不公平使寒门子弟上升的路径越来越窄。

　　无论古今中外，家长花钱送孩子上学，都是一种投资。但无论是科考还是1999年前的大学招生，基本上是为国家选拔精英，农家孩子获选的概率更低。古代乡下人不要说中进士、举人，即便是中秀才，也很不容易；1977年恢复高考后，也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政府基本上能保障获选的人改变命运——原因无他，因为门槛高导致稀缺，稀缺才能维持其信用。而正因为门槛高，多数人家包括一些殷实之家，投资时很理性，几个孩子中，只有那些读书成绩优异的，则可能举全家之力供养，否则早早打发他去学手艺或做买卖——也就是说，投资者能及时“止损”，很难被套牢。

　　1999年各地高校大规模扩招后，大学教育已由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韩胜利入学的2002年全国招生320万，2011年这一数字是600万，笔者1989年上大学时，全国招生数不到40万。招生数如此大规模扩张，政府一方面以提高学费，来为公共财政减压，另一方面，则把大学毕业生推向市场。然而，大学生被推向的市场，又不完全是公平竞争的市场，有的和房地产行业一样，是深受权力影响的“畸形市场”，在这些行业，大学毕业找工作往往变成一场“拼爹”大战。于是，既没有高门槛、刚性的精英选拔方式，来确保通过独木桥的寒门子弟保有稀缺性的价值；又没有较为公平的竞争机制，保证优秀的寒门子弟毕业后凭实力获得一份不错的职业。于是，两头不靠的现实，使一些寒门子弟上大学成为一项风险颇大的投资。这些年一些地区高中毕业生主动“缺席高考”，或可看成一种无可奈何的理性。

　　结果，可能很多贫寒家庭为了避免损失，会尽早主动放弃，不但不主张孩子上大学，可能在初中毕业后就不去念高中了。于是，原本在恢复高考时可以通过努力考进大学的寒门子弟，到此时过早地在高中、初中甚至小学阶段被淘汰，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公平因此呈拉大趋势……

　　最近，在讲座中或网络上，不少寒门出身的大学生，沮丧地问过笔者：我们这样的人上大学还有什么意思？我只能如文章开头那样宽慰他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只要你的大学时光没有虚度，在未来的竞争中，你肯定比没读大学的同龄人更有优势。而且你要相信，那些靠父母在大学刚毕业就占据有利位置的人，其优势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也将这番话送给老韩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