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最近和网民在线交流时，谈到教育改革，他认为，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

其实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行政化之弊，已受社会诟病久矣。从高层领导到一般民众，很多人知道大学设行政级别，大学里“学官”遍地是不正常现象，是和现代教育的规律相违背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数人知道不合理，多数人认为要改革，可就是很难改，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舆论汹汹，而实质性进展没什么，最后不了了之。这种现象在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是个普遍性问题，高校行政化之弊是其中之一而已。

我曾开玩笑说，如果以学校管理者的级别高低来衡量，古今中外，今天的中国是最重视教育的。放在明清两代，副部级是侍郎级。而明朝北京、南京两套班子，六个部编制是12位尚书，36位侍郎（北京每个部一尚书两侍郎，南京每个部一尚书一侍郎），清朝六部满汉两套班子，也不过12位尚书24位侍郎。明朝的副部级侍郎是正三品，清朝为正二品。而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负责人祭酒仅仅是从四品。中国现在31所副部级高校，而正厅级高校当以数百计算。校长和书记的行政级别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大学就有至少62位“侍郎”级别的官员。

当然，有人可以说我这样与万恶的封建社会进行简单的对比是不合适的，那么横向比，哪个国家的高校有我们这么多高级别的学官？人家高等教育不是照样办得很好么？

我认为高校负责人的行政级别有没有，高或低，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如何并非决定性影响，关键是不是几乎完全由行政部门主导教育资源的分配；高校有没有、有多大的办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即使校长有行政级别，也关系不大。而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高等学校仍然是行政部门的附庸，即使大学“学官”取掉了乌纱帽，还会有变种的官帽给戴上，因为非此，高校就很难在那种权力系统内运行。1949年以后，新政权接收了一批大学，也创建了一些新大学，派去担任校长、书记的多有行政级别，有些校长比如人大的吴玉章、北大的马寅初行政级别比一般的省部级官员还要高，但没有出现某高校40多名教授去争聘一个处长的“奇迹”，学校各行政、后勤部门的定位还是很准确：为教学科研服务。

而现在呢？教育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掌握了教育资源分配的绝对权力，各高校要仰其鼻息；而学校内部，又是从校长、书记到院长、系主任，掌握着各类资源，教师得仰其鼻息。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要将因教育行政化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让出一部分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拆迁户、被占地农民，而是有着巨大能量的一个群体，把他们的乌纱帽取掉，不是简单的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事情，甚至不仅仅教育改革，而可能是一次牵扯面甚广的政治改革，改革的主导者既需要胆略，也需要智慧，更需要有应对各种矛盾的心理准备。

在温总理网上讲这番话之前，关系中国教育未来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针对高校“行政化趋向严重”的现象，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看来这次高校“去行政化”看来要动真格了，要解决好去行政化后高校管理人员的失落感问题，就要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大学将凭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就涉及到更艰巨更长远的改革了。现在有人动不动就说五四运动期间，当过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来长北大，后世人记得他的首先是北大校长而非教育部总长。那时候有一批这样的教育家，其社会威望、学养德操，举世公认，根本不需要“行政级别”来为其增添光芒。而要使中国的大学真正像大学而非官学，使高校重回斯文之地，校长和教授赢得社会更广泛的尊重，要培养一批教育家治校，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