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妹子进城来，打着赤脚冇穿鞋，何不嫁到我城里去，上穿旗袍下穿鞋。                             

目送侄女走进第十七考场找到座位，等待即将开始的初中入学摸底考试。教室空空荡荡，但很快，这里就会被城里的孩子填满。

教室门口贴着参考学生名单及座位号，侄女的名字连姓都被打错了，备注栏写着“外地生”。也许她并不明白这一刻意味着什么。是的，进城读书，与进城买房一样，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在她的爷爷、她的爸爸和叔叔眼中，那曾经是乡下人最奢侈的梦。

 父亲是个进城未遂的农民。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城里念完初中的他，因为地主成分无法留在城里工作，只能遣返回原籍。他不甘心重复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学过篾匠，做过小买卖，改革开放初承包过公社的一个小厂子。虽然经常走南闯北，甚至去过上海那种大城市，带回过许多关于城里的新鲜物事，但城市，不可能接纳这样一个平凡的农民。后来，他将所有希望寄在我们兄弟的身上。

对于毫无背景的农村娃来说，读书是进城、吃国家粮的唯一出路，就像过去千年科举路一样。小时候，我们乡里伢子羡慕城里人有包子面条吃，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城里的伢子皮肤白白的，把“公家”说成“跟家”，开口就透出一种贵族气。但是，从来不会去想这里面有什么不公。从五六岁起，乡下的孩子就必须像大人一样去砍柴放牛杀猪草，农忙时节必须充当正劳力整日里插秧扮禾。我们兄弟每每揉着酸痛的腰看着身后长长的水田哀叹时，每每抱着采茶的驼篮对着烈日下绵亘的茶垄痛哭时，父亲总会不失时机地进行现场教育：“不好好读书咯，一辈子都会吃这号苦！”

这是最好的励志教育，吃国家粮，当国家干部，这几乎成了所有乡里伢子读书最大的动力。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幸运。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去学开拖拉机了，在坎坷的村路上颠簸着给人送沙送粮，跟着猪贩子走村串户去收猪，经常一身泥巴一身油污回家。后来，他学会开货车，跑中巴，到城里跑的士，风里来雨里去，大好青春全与方向盘相伴。那些年，每天清晨，母亲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站在门前的晒谷坪里对天祈祷：菩萨啊，保佑我伢子开车平安啊...

哥哥学开拖拉机那年，我与吃国家粮的师范失之交臂，离县里的重点中学录取线还差两分，如果找关系进去，据说也要半台拖拉机的钱。

父亲问我：“伢子，你想进一中不？想进的话，借钱也供你读。”

我憋着气，恨恨地说：“未必进普通高中就考不起大学？我就不信了。”

于是，这年秋天，我进了一所高考连剃两年光头的普通高中，报到时，老师看着1米38的我说：“这个同学冒走错地方吧？我们这里是高中呢！”

    这确实不是一所令人自信的学校，因为连续两年没一个学生考上大学，镇上的肉贩子都不肯卖肉给老师。我们住的寝室，是一间间破旧的大教室改造的，屋顶铺着竹篾编的大蓬，破了很多洞，晚上经常有大老鼠在上面赛跑，偶尔从洞里掉到床头的桶子里。厕所盖在一个巨大的粪坑上，臭气熏天，一泡屎下去，能砸出好大一个洞。高年级的学生传下顺口溜：脚踏两块板，飞机丢炸弹，炸弹炸开花，美国鬼子往上爬。每次上完厕所出来，必须在校园里散散秽气，否则不敢进教室。十多年后，我还会经常从充满恶臭的梦中惊醒，庆幸自己已经远离了那里。

艰苦的不止这些，每个月，我们必须骑着咣当作响的单车，跑回二十多里外的家中驼大米，顺便带点菜。大米是用来换饭票的，从家里带菜，则是因为学校的伙食实在太差，天天冬瓜南瓜土豆，家里有钱的学生才会去点菜。我们这些农村伢子，三餐饭的菜钱加起来刚好一块钱，营养根本无法供应正在发育的身体。所以，每次回家，母亲总会弄点肉，吃一小部分，留一大部分拌上辣椒酸菜，用玻璃瓶子装着，让我带回学校慢慢吃。印象中不少同学回家只带酸菜或者剁辣椒，打一块饭，偷偷站在食堂的某个角落狼吞虎咽。

饥饿记忆，总是与躁动的青春捆绑。为了让食堂师傅多打点菜，我们在饭盆上大作文章，买大饭盆，大到可以洗脸，半斤一坨的饭砸进去微不足道，一瓢菜舀在里面更显渺小，于是心肠软的师傅总会多加半瓢。更有同学，直接在盆子内贴上纸条：“请师傅多打发一点！”夏天的晚上，我们会翻围墙到学校周围的水田里去捉泥鳅，回来用洗澡的铁桶养两天，再直接架到电炉子上面煮，当然，这一切都必须秘密进行，不然，轻则取消寄宿资格，重则记过叫家长。还有同学听到围墙外有人家办丧事，竟煞有介事地跑到灵堂磕头痛哭，然后顺势混餐“烂肉饭”，席上丧家的亲戚还大惊小怪地说：“阿也，伢子长得不认得了咧！”

生活虽然苦，但农村孩子读书的狠劲，却非同小可。每晚熄灯后，总有人偷偷躲在被子里打手电看书；天还没亮，总有人争先跑到教室里点蜡烛背单词。时至今日，我都很难理解，有这样的学风，我那所母校为什么连续两年“复旦”，直到我们这一届才真正翻身？要说老师水平差，这里也有不少是正牌本科院校毕业的，有一些，后来还成了省城或者县城重点中学的年级组长、教学骨干。也许是运气太差，也许是信息太闭塞吧。

 高三之前，我在年级都不算拔尖的，成绩中上，语文英语稍显突出，其他则很平庸。分到文科班后，语言细胞和文学细胞居然剧增，写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本念，英语考试也总会遥遥领先。那时都喜欢看古龙的小说，唱王杰、郑智化的歌，古龙的文字很酷，冷冷的，都是短句，做侠客梦的男生争相模仿，把记叙文写得阴风阵阵；王杰郑智化唱歌，总像是刚挨了打，一把哭腔，我不喜欢。我最感兴趣的，是《体坛周报》的球评，那时这还是一份创办没多久的小报，但做得很有味道，尤其是介绍意甲、NBA，那些灿烂的球星，如古力特、罗德曼，简直像天神一般，帅气、性情，每一场球赛都被描述得像春秋战国。我的议论文，就是从这里受到启发，每每千方百计将命题或材料作文引向球坛，写成貌似犀利的球评。

至于历史，那更是我的长项了。高三下学期我的历史书不翼而飞，无奈之下，我借同桌的书完完整整抄了一遍，总复习时又默了一遍，冲刺阶段根据自己的记忆，将几大本历史书再浓缩成一本小小的“纲要”。

总之，读文科的我，俗气点讲，有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让老师们眉开眼笑。每次按成绩排座位，我与另一位同姓的哥们，总是轮流坐属于第一名的正中间一组第二个座位。所有的生活，就是读书、做题、考试、排名，班上悄悄流淌的青春悸动、儿女情思，基本与我们这些读书机器无缘。回想起来，那时的同学真单纯，都是农村长大的，连早恋都会先权衡对方能不能考上大学，估计考不上的，反而谈得十分踏实。

 1993年的夏天，是我最难熬的季节。高考过后，成绩没出来，心里很忐忑，躲在家里不敢见任何人，双抢时节不得已要在田里抛头露面，也时刻担心有人问。漫漫长夜里，我用买来的一摞材料本，工工整整地抄《诗经》，抄《红楼梦》。直到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时，通知来了，说要去学校看分数。

父亲坚持要陪我去，磨磨蹭蹭到了学校，已经有很多同学沮丧着出来，其中包括我最看好的“猫唧”。在校门口的斜坡处，迎面来的一个同学不无嫉妒地对我说：“你要请客咧！”那瞬间，仿佛所有的血都涌到头上，我发足朝着班主任家狂奔。

548分，上本科了！

英语老师笑着对着我父亲说：“这回我傍你崽的福咧，县里要奖励咧！”原来，我的英语居然考了全县第一名。

我成了这个庞大的地主家族第一个正式考上大学的人！

考上大学，也就意味着从此不用勤工俭学去做那些永远完不成的采茶任务了，不用一辈子种田了，不用为学什么手艺到哪里打工犯愁了。父亲咧开嘴笑，逢人就报喜。出了校门，我找父亲要了十块钱，跑到镇上买糖，见人就发，回家的路上又给中巴车上的所有人发。等我从公路过垄走回家时，先行到家的父亲，早已用一挂鞭炮向村里人宣告了这一特大喜讯。隔邻隔壁的叔叔婶婶见我就喊：“啊哟，大学生回来哒！”有人笑道：“伢子，你以后回来，莫把‘公家’念成‘跟家’啊！”

我的理想本来是当一个考古学家，成天去挖古墓掏宝贝，没想到阴错阳差，进了省城的师范大学中文系，不管怎样，这已经很满足了。通知书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父亲去城里转粮油关系，大概就是开个证明，把户口本上我的粮食关系由“农业粮”改成“商品粮”吧！具体细节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从此我由一个黑不溜秋瘦骨嶙峋的农村伢子，正式变成胸口可以插几支钢笔的城市人了。

 喜讯不止这一个，已经开双排座小货车的哥哥，也进了城。他的车被位于城北的一家工厂买了，作为“并购”条件之一，他自己也成了那家工厂的司机。父亲高兴得跑到后山的庙里、跑到祖坟上磕头。

然而，城里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90年代初的省城，正在浮躁中激变，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物价越来越贵，夜总会与小流氓（我们叫“五不烂”）倒是越来越多。几个月后，城市生活的新鲜感逐渐消退，霓虹灯与立交桥，不再让农村来的我们雀跃。

某个周末，当我搭3路车辗转来到城北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哥哥蜗居的危房里要生活费时，他低沉地说：“我还是想回去，这里没路，还不如在乡里跑车。”

不久，他真的回乡了，先是开货车运猪送广州，后来把货车换成了中巴，从此在浏阳某镇到长沙东站的线路上，起早贪黑，日晒雨淋，跟同行抢客，跟交警送礼，跟“五不烂”敷衍，跟汽修厂讨价。每每见一些装扮时髦的城里人回老家，哥哥总会主动搭讪，聊点城里的新闻，我知道，他其实早已厌弃了那种虚华，只是偶尔寂寞罢了。

我四年大学生活，周末或寒暑假大半时间就是在哥的中巴车上卖票，大声拉客，讨价还价，与皮鞋擦得蹭亮的“五不烂”称兄道弟，帮肉贩子把带着血水的猪头猪肠子一袋袋往车顶上拖。唯一能暗示我身份的，只有一副塑料框的眼镜。

哥哥对我很照应，生怕我这个大学生吃亏。有次，一个貌似在城里混的乘客，为了五毛钱的车票对我出言不逊，哥哥一脚刹车踩下，要那人下车，事情愈演愈烈，最后激化成一场械斗。我们有撬轮胎的铁棍，打架没吃亏。不过第二天，那人纠集一群当地的流子，先将我们一车乘客全部赶下，准备报复我们。幸好有派出所的朋友照应，才没有酿出大祸。

也许是因为对现实太激愤，也许是因为城市留给我太多灰色印象，总之，大学毕业时，我一再放弃亲戚们为我安排的城市工作，毅然决然地要回农村教书，甚至想去西藏、湘西支教，可惜那年没这机会。后来，便如不系之舟，坐等国家来分配了。那年，毕业双向选择还刚刚兴起，很多同学选择了去南方城市，我则在父母黯然的眼神中，回到了母校，与当年教过我的老师们一起，晨钟暮鼓。

但是，我还有一个梦，就是考研，做一个特立独行皓首穷经的学者。三年的教书生涯，其实也是读书最多的三年。每当我躲进那间属于自己的红砖平房里啃古书时，外面的喧哗有如自然界的天籁。我知道，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那些庸俗的鸡虫得失，避之犹恐不及。既然志不在此，何必自寻烦恼呢？闲暇时，我会与阳哥、哲公、胡公等几个性情好友一起喝喝酒，下下棋，抱着吉他吼两嗓子，日子痛快而平静。

直到一天，退休教师与在职教师为菜园分配不均发生争执，校领导一生气，将菜园重新划分，让所有人都来抓阄。我抓的那块地据说很好，但我绝不会像退休老师那样，挑着臭烘烘的粪桶，在学生们的嬉笑中穿过操场，淡定地去种菜。那夜，我这个破房子接待了三个白发苍苍的退休老师，他们曾经是我的老师，或者是我老师的老师，为了一块菜地，居然放下尊严，强笑着找我这个小辈。

那夜，我失眠了。我无法想象，若干年后的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为稻粱放弃斯文，我也知道，这样的命运很有可能真的在自己身上重演。我尽力去理解他们，同情他们，但是，我无法忍受这种诱使知识分子做鸡抢食勾当的权术。领导也许很无奈，毕竟除了工资，没有别的蛋糕补贴老师，但有能力改变农村学生命运的老师，难道就注定要当一辈子清贫的山村小渡船吗？

考研未遂，因为一个机缘，我考进了电视台。到县教育局呈交辞职报告时，分管人事的女局长对我迎头痛骂，说我缺乏职业道德云云。于是，辞职的代价，是我主动放弃教师的编制，抛弃三年的公积金和不成熟的保险。

就这样，我又一次进城了，回到这个没有归宿感也不知道未来的钢筋水泥世界。父亲听说我辞职的消息，一脸忧虑，小心翼翼地问我档案怎么办，万一在城里活不下去怎么办？我决绝地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总会有出路的。

十多年后，哥哥在两个镇上开超市，并且办了自己的家具厂，时不时有城里人开车跑去谈生意。我的父亲，过不惯无所事事的城里生活，在老家临街的房子里，重操旧业织篾货。而母亲，每每跟我通电话时，总会不无同情地唠叨：莫把身体搞垮哒，莫买城里的肉，怕病猪子…

此刻，当我躺在属于自己的书房里，捧着好友十年砍柴寄来的新书《进城走了十八年》时，女儿正在用没有方言的普通话跟她那刚进城的姐姐叽叽喳喳；母亲，正在小心翼翼地抹着抽油烟机外沿的污渍；妻子，正在为鸿篇巨制的博士论文作最后的冲刺。客厅的液晶屏幕上，衣着暴露的靓女们正在布满陷阱的水面娇呼冲关。窗外，是看不到星空的高楼，鸡笼一样的格子里，漏出色彩不一的家装。

农村，记忆越清晰，现实越遥远，你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看着它如一块正在融化的浮冰，漂远，缩小。同是70后，同样在农村砍过柴放过牛，这个用“十年砍柴”做笔名的新邵伢子，此刻是在北京的家里拨弄儿子的奶嘴，还是在“雪夜漫谈”的猩红灯笼下指点江山呢？城市，城市在你的梦里，还会有当年指天发誓狠读书的那份激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