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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校纪事

我发蒙的那所小学,十年前就成了废校了,这是让我伤心的一件事。

知道此事时,我正在首都一家媒体做记者,我知道,在乡村青壮年大批携儿女外出、本地适龄儿童人数逐年减少的情形下,调整教育布局、撤并办学条件差的村小,是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

然而,理智总是代替不了情感。大约八年前我回乡,特意跑到那所小学前,此时学校已卖与一位村民做了养猪场。废校成猪圈,也算是盘活存量吧。我于细雨中伫立在废校前许久,闻污秽之气,听嗷叫之声,心情真如几千年中《诗经》中那位回到故土的老兵,“昔我往矣;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学校修建于“文革”晚期。我对她最初的记忆,是原来在公社读小学的哥哥,和同生产大队一帮孩子欢天喜地搬回新建的学校。校舍和大队部,是全大队当时仅有的三幢完全用红砖房砌成的房屋,在土砖黑瓦的农舍中,鹤立鸡群。刚建成的校舍,哥哥和同学只能以砖头上架一长条木板做课桌,而凳子则是从学生家中搬来,高低不一。

一年后,哥哥升学去了公社读初中,姐姐仍在小学中就读。我那时说话尚不利落,可爱跟随姐姐去上学,而农家女带弟弟妹妹上小学,在彼时亦属正常。在刚有记忆的我心中,学校是个大游戏场,因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很少正儿八经地坐在教室里听课,动不动就在老师带领下,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地游行在大队的土路上、田埂上,呼喊各类口号,唱着各类红歌。我记得一句:“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若干年后考证此事,那时候正当“批邓”高峰,反击右倾翻案,举国上下,从北京的黄帅,到偏僻湘中山村的姐姐,孩子们都成了一场运动的群众演员。

1976年的秋季,我嚷着要去上学,但当时我才五岁,离规定发蒙的七岁尚远,母亲好说歹说许诺我明年一定送我读书。就在那个九月,高音喇叭里传来几乎所有农夫村妇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一位本家奶奶大惑不解地说,毛主席不是万寿无疆,长生不老么、。怎么说走了就走了?这下子谁来管我们呀。

八亿神州尽缟素后不久,突然北京城又传来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四人帮是“王、张、江、姚”四人,三男一女,江还是毛主席的婆娘。老人们大惑不解地议论,毛主席那样厉害,何的就管不住自己的婆娘呢?而有见多识广、听过《封神演义》故事的老人说,那姓江的就是苏妲己转世。-----那个时代的人单纯,没人往深里寻思,若将江比喻成苏妲己,那谁是商纣王呀?

打倒“四人帮”,小学校又闹热起来了。未能入学的我,徒有羡鱼之情,跑到学校看那些小学生们演戏。四个孩子扮演成“王、张、江、姚”四人,老师和其他同学仿照斗地主的批斗会。老师大喊一声某人的名字,扮演者乖乖地佝偻着背站到讲台前,等四人站齐了,老师就带领其他同学振臂呼喊口号:“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四人帮,生产大胜仗”等等。何谓“粉碎”?我回家问哥哥,哥哥拿一个土坷拉,用手一捏,碎了,然后告诉我说,这就叫“粉碎”。我更是迷惑,四个人,一下子这样将他们粉碎,哪得多高的武功呀?

某夜,生产队社员们被叫醒,去接“宝像”,我也从床上爬起来跟着看闹热。宝像有两张,一张是熟悉的毛主席像,另一张宝像上的人物看起来年轻英俊,理着平头,大人说这是接毛主席班的华主席,毛主席生前对他说过:“你办事,我放心。”

好不容易盼到了1977年秋季开学,我终于能拿着母亲手缝的书包和2元5角钱,去小学校报名了。一年级的班主任陈老师是我的亲婶娘,其他几位老师多是沾亲带故的。最年长的邓老师是本家婶娘,校长张老师退伍军人,是本家姑父,另一位高中毕业不久的李老师,是本家叔父。有个女蒋老师,我姐姐的班主任,和另一位男陈老师不算是亲戚。几位老师,无一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全部是队上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只是他们在穿着、举止上比一般的农民稍微洋气一些。

等我入学时,砖头搭木板的课桌被淘汰了,全是大队的木匠一张张做出来的新课桌,大多是松木,还散发着好闻的松香。班上的同学,多来自大队三大姓:李、张、孙,多是同族兄弟或叔侄,其他还有陈、蒋、何、银、隆、黄等大队的小姓。

上学第一天,拿了书本回家后,母亲问老师今天叫你认什么字呀?我回答:就认了个“男厕所”、“女厕所”。确是如此,当新同学们排定座位后,陈老师带着我们走到校舍背后一栋矮房子,对我们说,这就是厕所,这边是男厕所,那边是女厕所。你们现在是学生了,不是放牛、打猪草的伢子、妹子了,不能随地解手,一定要上这个厕所里来,男的只能进男厕所,女的只能进女厕所。千万不能搞错。

知道解手要上厕所,知道男女之大防,这大约是中国传统的文明教化之始。虽经前几十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一点是不变的。

可能是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打倒这场大的变故发生还不久,我们拿到的语文课本,除了前两张彩页,分别是毛、华的彩像,其他的课文还沿袭“文革”时期的内容。比如第十课是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插图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地主分子,去生产队的牛圈里投毒;还有一课是:“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最后两课是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赤脚医生的,我感觉到大为亲切。因为我家就住有城里来的知青,我叫她“小飞”姐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等我弟弟开蒙上学时,语文课本内容几乎全变了。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大队里的知青都回城了,他们留下的战天斗地痕迹,便是将几座长满茶树和松林的山头剃光,变成红薯地。

就在我入学后的那个冬天,学校少了两位老师。本家叔叔的李老师,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那年当兵去广西了;而陈老师,在1977年冬天考上了武汉钢铁学院。那年开始,山村的老人都知道,读书人又可以进城赶考了,读书总比做田有出息。十数年的斯文扫地,并不能改变这个古老民族对读书人的尊重。而当兵和读书,也成为农家孩子跃出农门,改换身份的两条羊肠小道。而去当兵的李老师,更是演绎了一段传奇。1979年他参加了跨出南疆进入他国的一场战争,大军回国后,此人不见了。都以为死在枪林弹雨的亚热带丛林里,他的母亲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可几年后奇迹发生了,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两国战俘交换的名录中。不久后他复员回到了家乡,而一只耳朵因在战俘营的虐待已经失聪。

那位在恢复高考后首届考上大学的陈老师,他家的满妹陈柳青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班到高中三年级,两人的成绩一直难分胜负,只是在1989年的高考中,我发挥超常,高她30余分,有了一重点本科一大专的差别。陈家有四兄妹,四兄妹所创造的学业成绩团体记录,恐怕全县甚至全市至今无人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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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年级时,柳青的三哥陈前辉正好是四年级。一入校,他的大名就被老师一次次灌到耳朵中来,这人几乎过目不忘,而且思维能力极强,老师解不出的难题,就让他解,以他的答案为标准。------在一个全部是民办教师担纲的小村校,这并不奇怪,但他这种“神奇”一直保持着初中、高中。私下里,我们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的绰号“憨爷”。这个绰号,我想大约取其“憨厚”之意,这人总是微笑着,待人温和,调皮孩子的劣习他一点都没有,穿着朴素,在家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在那个年代,书中所说的“德才兼备”,憨爷就是我们眼前的活标本。因为他的过于优秀,我等这类成绩还算不错的孩子,就黯然失色了。

他的母亲是大队妇联主任,我的母亲是赤脚医生;他的父亲在县里另一个区委当国家干部,我父亲是公社卫生院长,两家都是“半边户”。-------那个年代特殊的称谓,即父母一方绝大多数是父亲吃国家粮,母亲带着孩子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母亲多半是女强人,由于家中没有男劳力挣工分,因此生产队的给这种家庭的口粮标准定得很低,到年底必定“超支”------即拿钱给生产队,算是买回自家的口粮。“半边户”的孩子,因为父亲在外面工作,所要承担的农活更重,但由于父母较村里其他孩子的父母,眼界更为开阔,更重视子女教育,由于父亲挣工资,相对而言子女的学习条件更好一些。憨爷的母亲萧阿姨和我母亲,在那个闭塞的山村,算是农妇中受过一定教育的少数人,因此她俩有共同语言,相当投缘,这种友情一直维系到现在。因此我母亲,在责骂我顽皮的时候,总要将他拿出来做比较,让我幼小的自尊心备受打击。我常常借口上茅厕,拿一本《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闲书,蹲在茅坑上津津有味能看一个小时,全然不顾苍蝇的飞舞和屎尿的恶臭。母亲很熟悉我这种逃避劳作的伎俩,往往忍不住走来将我抡出来,没收手中的书,还会痛心疾首地加上几句:你要是不把功夫花在读这种没用的闲书上,像陈前辉那样,用在读课文、做作业上,你的成绩保险不会比他的差。------然而我天生爱看闲书,至今犹然,母亲的叮嘱起不了什么作用。

在我和柳青读初二那年,陈前辉一举成名。他那年16岁,是县一中最后一拨两年制高中毕业生------此后全地区已实行三年制。而陈前辉参加高考的1984年,湖南部分地市已是三年制高中。也就是说,他和那些多读了一年高中的考生一起参加考试,竟然考取了湖南省全省理科第一名,被北京大学录取。记者闻讯前来采访时,他还在田里一身泥、一身水地搞“双抢”。-------1984年,是我记忆中分田到户的第三个年头,为自家的田地干活,农民们暴发了空前的劳作热情,真是男女老少其上阵,连刚上小学的儿童,也去田里给踩打谷机的大人递禾,像陈前辉这样的高中生,自然是主要劳动力了。那几年,因为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哥哥,柳青在我面前显得很自豪。再过了一年,我和柳青又进了一所高中,成为同班同学,她的二哥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学校的团委书记。再后来,陈前辉去了美国留学,他出国前我见到他最后的一面,是我和柳青高考上线,他当时是北大遥感所的研究生,回到家中,给他妹妹填志愿出主意。而此前,那个举世瞩目的劫难之夏刚刚过去,家乡曾流传他在北大读书时人身安全的种种谣言。就在我们上大学后不久,他去了美国,现在和妻儿定居在大洋彼岸,过着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而柳青和他的二哥,不满足于在老家沉闷的生活,工作多年后先后考上广州高校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定居了羊城。不知道,在美国的陈前辉,是否知道当年开蒙那所小学,已经成了废校,他会不会想起学校操坪前,两棵常用来挂露天电影幕布的大樟树?樟树十来年前就砍伐掉了。

学校后面有一口大池塘,清澈的水面,常有水鸟飞来,岸边山丘上长着蓊郁的松树林,坐在窗前的我,常常望着那片水面,心思漫游天地,把那里当成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感觉到时光是那样的漫长,不知道自己何时能长大,能离开这个山乡。夏天的课余,总有孩子偷偷下水游泳,而我从小受父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庭训,不敢跟着他们下水,连去公社过马路,也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车过来才敢迈步。因此这种“惜命”被当成胆小而讥笑,但我从来不气恼,一个内心丰富、爱幻想的小孩,往往对现实中的际遇不太在意,因为他相信未来的世界会更美好。

就在我升入五年级的那个秋天,“大锅饭”散伙了,生产队的田、土、山林、耕牛、农具被分得一干二净,而我的爷爷,就在那个冬天过世。第二年秋季开学,我升入到公社的初中,学校在四华里之外,那时候觉得步行去上学,好远好远。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章。

那所废弃的小学存续也就二十来年,其学生来源于一个800多人的行政村,其师资从未有过师范科班出身的公办教师,教学条件更是简陋得无以复加。然而,从这个学校走出了不下40位大学生,其中包括我在文中提到的省高考理科状元,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教育学课题。或许要归功于敝村的尊文重教的风气?或许要归功那些土生土长民办教师的纯朴良善?或许要归功那所废校的风水?

废校的全名是“新邵县言栗公社了田小学”,后改为“言栗乡了田小学”,再后来小学被撤了,而言栗乡因“撤区并乡”并入了小塘乡,业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注:在一段时期里,县和乡(公社)之间还有一级行政设置:区,每个区管辖若干个乡。那时候从中央政府,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或州、专区,再到县、区、乡,共有六级行政机构,是中国历史上行政层级最多的。确有叠床架屋、增加行政成本的弊病。县、乡之间的区顺利撤除了,现在中国面临的行政改革难题就是省直管县,废除地级市管县。]但对我而言,这所小学和两株绿荫婆娑的香樟树,一直长存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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