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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标签的孔子不能承受之重

(5月份给《 中国青年》撰写的一篇旧稿)

2011年4月21日,谷雨刚过,北京城飘着小雨。天安门地区这个中国心脏地带如往常一样繁华而有序,然而几个有心人发现,矗立在国家博物馆北侧不到一百天的孔子像被搬离了。有人将此事发上微博,立刻在网络引起一场热议,就如几个月前孔子像被立在该处一样。

有关部门对此解释说,孔子像只是换个地方,从户外移到馆内。如果是一个人而不是塑像,让他搬进华屋豪庭,不必在露天栉风沐雨,那是善待他。而对塑像来说,立在户外显然是为了传达某种价值观或审美观。塑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种文化符号,不仅孔子塑像是符号,而被古代帝王追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孔子更是一个符号,一个凝聚着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符号。考诸历史,历代官方对孔子的态度,可视为当时执政者对本民族文化持何种态度最精确的指标。而中华文化影响域外,孔子常被当作首选的形象代言人。可以说,孔子就是中华文化的“标签”。

秦汉以后中华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文化,有着强大的辐射力,日本、越南、韩国亦属于儒家文化圈,“万国衣冠拜旒冕”的盛况出现,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各国艳羡或畏惧中华帝国的强大与富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天朝上国文化的尊崇。唐代有异国王子宁愿舍弃王位也要留在长安度过一生;明代的朝鲜和越南全盘拷贝了中国人的祭孔典礼和科举制度;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者伏尔泰评价孔子说:“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

孔子在他死后享受的荣耀是因为他的标签作用,而受到的侮辱和批判亦是因为标签作用。当清末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华大门后,外国商品裹挟着欧风美雨涌进来,中国人对自己文化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和自卑,孔子又成为替罪羊。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是如此,“文革”时“破四旧”“批孔”亦是如此。

而今,当中国因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硬实力”增强的同时也让一些政治人物或文化学者有着“文化软实力”不匹配的焦虑。孔子,又成为欲重塑中华文化的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张“名片”,看一看政府花巨资打造、在全球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便可知道。

某个家族有钱或有权后,其要改换门庭、提升家族文化品位的欲望总是十分强烈,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但经济硬实力的增强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总有着相当的时间差,就如一个富起来的家族,其子弟的教养并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提升。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这个现象已经存在。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圣人,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礼仪之邦鲁国长大。当时最为强大的诸侯国是南面的后起之秀楚国和北面的晋国。楚国地域辽阔、国力强盛,于是乎有“带甲百万,问鼎中原”的野心,作为慰劳楚国的使臣、周王朝的王孙满对楚子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令楚王汗颜(鲁宣公五年)。王孙满的话委婉地告诉楚子,周王室的合法性仍在,作为文化落后国家,楚国仅靠武力是不足代替周室成为天下共主的。

鲁国在春秋时期,以国力衡量,处在二流甚至三流,却一直能得到列国的尊重,原因无他,鲁国具有列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鲁国在软实力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殷商之际,是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巨大变迁时期,夏、商因为年代久远,如孔子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其制度、文化影响衰微,而对后期中国影响巨大的,乃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创制的典章制度,周公在孔子以及后世儒生心中,是一个兼文化导师和政治领袖为一身的圣人,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襄公四年,鲁国派使臣穆叔入晋,名义上是对三年前鲁襄公即位时晋国派使臣道贺的回礼,事实上当时长期受到齐国欺压的鲁国,不得不投靠当时的超级大国、同是周武王之后的晋国。晋国国君令乐工奏乐招待。先奏《肆夏》(其辞今已亡)三章,穆叔没有按照通行的礼节回拜;乐工然后歌唱《文王》之三(《诗经·大雅》),穆叔又不回拜;接下来乐工歌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每演奏一曲,穆叔恭恭敬敬地回拜一次。鲁国的重臣韩厥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知道来自礼仪之邦的鲁国使臣选择性回拜,一定有原因,于是派人去驿馆问穆叔。穆叔回答说,《肆夏》之三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的,我一个使臣哪担当得起?《文王》是两国君主相见时的乐章,同样我不敢僭越。而《鹿鸣》是贵国君王对我国表示友好之意(中间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句),我哪敢不回拜?《四牡》是贵国君主慰劳使臣的,我哪敢不再次回拜?《皇皇者华》中有国君教导使臣“必谘于周”,即要向忠信之人咨询。臣听说:“访问于善者为咨,向亲近之人咨问为询,咨询礼法为度,咨询政事为诹,咨询疑难问题为谋。臣一下子获得五项善待,当然要重重回拜。”可见,忙于打仗的晋国早就乱了礼乐,搞不清奏乐的程序、规矩,只能随便找几个曲子来演奏,所以才闹出用《肆夏》《文王》招待他国使臣的笑话,后来三个曲目纯粹是瞎猫抓死耗子,碰对了。作为弱国的使臣穆叔,不得不委婉地给大国上了一堂礼乐课,同为周室后裔,把周室的礼法忘记到这种地步,晋国君臣的羞愧可想而知。

孔子一生以做周公的继承者为志业,其周游列国,劝说诸侯恢复周公之礼,也可以说在宣扬了鲁国的软实力。

国力强盛未必其文化一定先进,一定能得到列国尊重,不仅在中国春秋如此,考诸世界近代史也是一样。一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级强国,但在欧洲人眼里,他只是一个暴发户,其文化是粗鄙的。但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富足、稳定能够持续相当的时间,那么其文化的软实力经过培植,会得到巨大的提升,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今天,欧洲除了少数食古不化者外,还有谁敢轻视美国的文化影响力?诸国学子纷纷奔赴美国留学,美国通过新闻、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几乎是无远弗届。中国历史上,秦以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一匡天下,但未能征服六国旧贵族之心,二世而亡。代替它的汉朝在继承其政治构架的基础上,完备了郡县天下的帝制。汉朝经过几代帝王的休养生息,终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汉和唐,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文化的软实力强于其煊赫的国力。而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文化影响,从来不搞武力推销那一套,而是润物无声的“教化”。东亚诸国曾因心悦诚服而接受孔子的思想,并将其作为立国之本。

文化有“制度性文化”和“非制度性文化”之说,二者有区别但难以截然分开。没有社会生活层面具有审美价值的非制度文化的影响,强行靠武力推广其制度性文化,必然失败。如元蒙、满清入主中原,作为文化落后的征服者,其部落制度和八旗制度很难广泛地行诸汉地,相反,其在政治制度上以及文化、教育上全面“汉化”。但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在“制度性文化”层面毫无影响,甚至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其非制度性文化也很难说有什么世界性影响,在外人眼里往往会沦为猎奇的对象。如清末民初,中国积弱积贫,所谓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许多洋人眼里,几乎是唐诗宋词、京剧和弓鞋、鸦片枪没什么区别,都属于“中国文化”。

一种文化要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其必须保有长时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当周室实力不济、空有“共主”名号时,而保持周室礼乐制度的鲁国也衰弱了,无可避免就会出现“礼崩乐坏”。而当鸦片战争后,较之西方诸国,中华帝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已落下风,其文化影响力就急剧衰退,不用说东亚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诸国,先后“西化”,日本更是明确提出“脱亚入欧”,其“脱亚”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抛弃掉曾来自中国的旧的制度性文化。同样,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经济上富裕了,也不可能短时间创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对今日中国来说,在GDP持续增长的同时,要对世界有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在文化上得到他国人的尊重,尤为艰难。因为我们的知识精英或官方,在上世纪有两次主动撕下“孔子”这个标签,属于传统文化的“旧朝礼仪”已经被当成落后文化被抛弃了,而在制度性文化方面,以上世纪中叶为分水岭,先后师法欧美与苏俄,这些都是异国之“典章制度”。

今日所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包括“文化复兴”。可向前看,文化传统何在?向后看,在制度层面追求的“中国特色”在本国之外,又能产生何种影响力?这些,都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孔子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标签,有其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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