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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1月24日)翻看首都一份报纸,两篇占据不同版面的深度报道,读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篇是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碰瓷者”孙万祥的对话;一篇是报道北京某ATM柜前,外地青年李江持刀扎伤存款者并抢走十万元现款,72小时内即被抓获。

碰瓷老头孙万祥65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这一辈子可以说超级失败。1961年才17岁的他因为饥饿偷人钱包,被劳教三年,出来后一直无业,也没有房子,老婆走了,和28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儿子也没有工作。他只有碰瓷为生,近10年来先后向汽车司机碰瓷超过140次,敲诈十余万,即便去年因病腿瘸了,也得带病碰瓷。他何尝不知道这个行当既危险又缺德,但用他的话来说:“穷呀,得吃饭啊,豁着干。”当这事曝光后,他最担心儿子知道了会觉得寒碜。------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拥有首都市民身份的孙老头,都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那么作为外地进京打工的李江,陷于困窘之中,则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孙万祥、李江,这两个一老一少的“失败者”,最令人感到沉痛的是,生活的贫穷、人生的失败,是如此脉络清晰地代际传承。孙万祥在1961年那个全民吃不饱的特殊年代,因偷盗被劳教而毁了一生,这样的命运传染给他的儿子。因为无业,因为贫穷,他的儿子没有受到较好的教育;因为受不到较好的教育,他的儿子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里啃老;同样因为贫困,因为没有房子和工作,儿子的女朋友和他拜拜了,重复他妈妈不忍贫穷和爸爸离婚的命运。李江对记者讲述自己持刀抢劫的动机是:“家庭状况逼的,主要是没钱。在煤矿工作的父亲2005年出事故,死于矿井下,拿到的补偿款,在我上中专时几乎全花没了。”用父亲生命换来的钱念完中专,仍然找不到工作,只能来北京一家台球厅打工,挣1000元一月菲薄的工资,女友怀孕无钱打胎,便铤而走险。

有人在可以道德层面上指责孙老头儿子啃老太不应该,指责李江不争气。但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孙老头有好的职业甚至有一定的权势,他的儿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就不会无业在家,而他也就更不用去碰瓷。而李江生活在一个家境优越的环境里,可能命运又是另一个样子。当然,同样有人可以举例来反对我,比如有些穷孩子早当家,刻苦上进,取得成功;有些纨绔子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从今日整个社会来分析,不能不承认,家庭状况对一个孩子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而上一辈人的失败,传染给后代的概率更高了。若不相信,让一个比较中立的调查公司,去一个名牌大学调查近五年来学生的构成,再去调查一下国有大企业、国家机关近五年来招录的新员工和公务员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结果会怎样呢?

一个社会在进步,走向更加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个社会有没有一种制度保障社会阶层的上下交流,保障穷孩子向上走的渠道畅通。奴隶社会的贵族儿孙恒为贵族,奴隶的儿孙恒为奴隶,所以是野蛮的。到了封建社会,多数自耕农至少在身份上是自由的,在中国穷孩子可以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但这个通道虽然公平,但毕竟过于狭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人一生下来,可能因为家境、种族的不同而有差异,穷二代肯定没有富二代拥有那么多的资源,日本门阀的后代比平民后代在竞选时优势大得多,而美国黑人聚集的贫民区,年轻人犯罪率高于白人社区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有一种起码的制度公平,在教育上、医疗上、养老上和职场竞争上,尽量降低而非扩大穷二代的劣势,那么至少让穷孩子看到希望,即使当不了总统、议员,也有可能像乔丹、迈克。杰克逊那样,在娱乐和体育界发挥自己的天赋。

最可怕的,是让许多人特别是穷人的孩子看不到希望,认为父母失败传儿孙,是社会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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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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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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