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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儿女已长成

去年12月中旬,因公回了趟湖南,顺道去长沙以西约300公里的一个山村探望了父母。然后再折回长沙,乘机去深圳。在候机室百无聊赖,买了份《潇湘晨报》-----这是我很尊重的一份报纸,因为给它写了两年的专栏,更觉得亲切。

首版大标题导读的,是令人高兴的消息,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排在第二,周刊采访的人物中,一多半来自湖南,其中有几位女工和我同一个地区。阅读记者采写的报道,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农村女青年外出打工,似乎比男青年更能适应工业化生产,也更有成就;二是被采访的女工中,只有一位未出嫁的80后,其他多在35岁左右,早为人母了,算是我的同龄人。而在一篇深度报道的标题很刺激人的眼球:《11岁女生上学途中被绑架湘粤400余警察解救》。一位女初中生被绑架,两省数地公安联手侦查。最后湖南警方在谭邵高速和312国道交叉处将绑匪抓获。案子的成功侦破多亏参与行动的一位刑警,联想到几年前破的一个绑架案,绑匪就要求在这个地方交赎金。因为高速公路在国道上方10米交叉越过,绑匪遥控指挥,让家属在高速路边停车,将钱装进包里扔下,绑匪在国道上接到钱后,能迅速逃离。------可见,绑架案在我的故乡,已非偶发。

在家中停留的那一夜,父母和我聊起周围村庄一些故事,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是:许多后生崽学坏了。往往一个村的年轻小伙,成群结队地去南方偷、抢,而且村和村各有特色。有些村的人以扒窃为主业,有的村以收保护费为主业,有些村,以绑架为主业。临近我家2公里的一个村庄,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个小盆地里,我少年时,特别羡慕这个村的富庶。这个村据说有十几个小年轻在广东绑人勒索钱财。就在年初,几个人将一位50多岁的人绑架,堵住嘴巴,扔进汽车后备箱,后来老头活活憋死了。案子破了,4个绑架者被抓获,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人被判死刑,其他三人分获不同刑期。

这个话题说起来实在过于沉重。这几年,老家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植被恢复都很不错。水泥路、电话、有线电视通到了每一个村;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山野里的树木茅草疯也似地生长,无人砍伐;山窝窝里一幢幢新楼房,外面贴着瓷砖,这些都凝固了主人打工攒得的全部钱财。但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第一代民工业已长大的儿女们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

那些出去不学好的年轻人,大多在18、9岁,20来岁,有的甚至还未成年。他们的父母,多是50年代末,或者是60年代生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工。这些年轻人曾经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打工潮席卷湖南各个乡村,无数青年男女南下广东,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由于这些人绝大多数在流水线上,不可能像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那样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儿女,只能留在故乡让老家,由爷爷、奶奶拉扯大。

爷爷奶奶带孙辈,问题实在太多了。一是娇惯,二是无法督促他们的学习。特别是1999年扩招以后,由于大学生的基数大,就业难度加大,这对农村孩子的未来而言,是雪上加霜。因为就业比的是父母能耐,农村人是最现实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考大学时,已经不像过去,大学毕业笃定有个工作,而学费又那么高。于是,没人父母管教的留守儿童、少年们,更是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就这样糊里糊涂地长大了。

一长大,突然发现要找出路。当兵?当兵没文凭的照样会退伍回家,何况现在大学毕业生都抢着去当兵。种田?还有几个农村青年会种田?故乡的老辈人叹息说现在的后生连怎么牵牛下田都不会了。做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一年到头在流水线上,加班加点挣那点辛苦钱,还可能落下职业病,太划不来。但无论如何前途渺茫,读完初中的乡下青年,进城,几乎是他们必然的选择。进了城,吃闲饭,讨厌在成长期很少照顾自己的父母以及其他长辈的唠叨,只有找年龄相仿的同乡,才觉得生活有意思。就这样,那些已经进城几年、年长几岁,从事一些非法行当的同乡青年接纳了他们,先并不着急让他入伙,而是让他吃让他睡。时间稍长,这人就不好意思了,哪能总这样吃别人的?于是跟着人出去,先是做“望风”之类的外围工作,后来看到以贡献大小来分“战利品”,就会主动要求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就这样,本来一个良善的农村青年就上了贼船。而这样的后备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近几年回家时,父母以及留在村里的一些老人,总在感叹风水变了,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你们那时候攒劲读书了。------上世纪80年代,本村的学风之盛,远近闻名。从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1984年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奇迹”-----村里一位老兄以全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录取。

老人们以为风水变了,其实是社会变了,这种社会的变化,使农村青年靠读书、当兵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变小了。我庆幸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度过了少年时光。包产到户时,我还在读小学,在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回光返照。农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农民为自家干活,积极性空前高涨,温饱问题解决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当时多40多岁,已经不可能出去打工了,只能带着孩子在家劳作,孩子们的吃苦耐劳能力得到锻炼;而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以及较少的招生数,农家孩子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在这种剧烈的竞争下,即使没考上大学,高中的教育质量也是相当过硬的。我们家族三叔侄同一年考上高中,后来除我正常考上大学外,一位族兄去当兵,在部队里考上军校;另一位族叔,南下广东打工,因为是高中生,干活也卖力,做到工厂的技术骨干,后来把户口迁过去了,在那里买房安家。我在老家的同龄人中,出去“学坏”的也有,但很少。这不是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尽管我们那一代人成长时生活更清苦,但那时候的社会,好像提供走“正道”的机会更多,希望也更多。

1999年的冬天,我刚进一家报纸当记者,采写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是:《进城乡下娃,你的课桌在哪里?》。我当时采访的重点地区是北京立水桥一带河南人聚集的“垃圾村”,那里的河南进京者主要以废旧物质回收、垃圾分类为生。他们从老家延聘了一些代课老师,租几间平房办“打工子弟学校”,而一部分人的孩子,还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十年过去了,丽水桥那一带已非当年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城郊面目,而是高楼林立,出入多白领。那些捡垃圾的河南老乡们,去了哪儿?他们那时候还在上小学的儿女,已长大成人,现在何处?正在干什么?思故园,看京华,我以为答案并不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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