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刊稿）

武汉的初一少年黄艺博“五道杠”事件经过前几日的喧嚣，总算是平静下来了。网民对此事件和当事人类似狂欢的围观中，笔者刻意没有发声，乃是不愿意为这种喧嚣增加分贝。

我留意那些揶揄、嘲讽的人士，多数表示他们对一位未成年人并无恶意，更不想伤害他，只是对他父母的教育方式不无非议。而我认为，不但黄艺博本人不应受到舆论上的攻击，即使他的父母，如此教育孩子，在中国当下的大背景下，亦无可厚非。

非议黄父教育方式的人士，持论无非是过早地向孩子灌输“官本位”意识，让他小小年纪浸淫在“新闻联播”《人民日报》这些主旋律中。如果，把这个问题置换成另一种方式，问一句：一个孩子，让他过早地关注政治，从事政治方面的训练，是否合适？我想那些嘲讽黄家父母的人士恐怕也不敢轻易否定。

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对孩子的教育，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适应这个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活得幸福活得有尊严。政治既可能是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同时它超越简单的职业还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孙中山说过，政治者，乃众人之事也。这个论断当然在学界有争论，但我以为非常有道理。政治，并不仅仅是庙堂高官的“专利”，它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可能碰到的，家长希望孩子在这方面具备出类拔萃的才能，乃人之常情。这类有关政治的教育，在西方比如美国、英国，家长和学校更加重视，奥巴马这位混血儿总统，其口齿伶俐、辩才无碍，公众形象较好为其竞选增分不少。他这种才能不是天生的，乃是从小就训练而养成的。美国政治本质上是“推销员政治”，立志涉足政坛的人像市场里推销员一样向选民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赢得“消费者”。美国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收这种训练，比如如何和小伙伴们沟通，如何向小伙伴们讲述自己的主张。因此，沟通和演讲是美国孩子的“童子功”，未来的议员和总统就是在这类游戏中培养的。你能说在培养“官迷”么？

当然，中国的中小学那种“学生官员”的养成方式，和西方社会的小孩政治技能的培育方式并不一样，这个不能怪家长、学校，更不能怪孩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目的还不是为了孩子更好地适应社会？既然在我们的社会里，官员掌握着太多的资源更受到太少的制约，那么家长希望孩子当官，不是很正常么？我在小时候，爷爷和父亲常在我耳边唠叨的，就是好好读书，才能当官。只是我很不争气，辜负长辈的期望。而中国的政治，从传统到现实，强调的是“不平等”，即“官大一级压死人”，职位的高低来决定身份的贵贱，那么“级别”尤其被人看重，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公职的意义并不仅仅取决于级别，一个县长可能比一个州长更被尊重。而官职的来源不是下面的老百姓授予，上司的意见才是决定性因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校想当学生官的人，不去争取同学的支持而去取悦老师，难道不是“方式得当”么？而强调级别差异的“政治文化”中，少先队干部臂上的红杠杠的多寡与荣耀感自然也成正比。

一个国度，九种禽兽图案绣成的“补服”来标示官员品级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孩子热衷五道杠有啥奇怪，怪不得孩子和孩子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