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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围城》说起

当下全国热映的电影《十月围城》,虽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孙中山除早年在伦敦蒙难、几乎被清使馆逮捕偷运回国外,史料并未显示他在香港遇到清廷指派的高手追杀。但其历史背景和其中的主要人物却是真实的。

电影中的杨衢云(张学友扮演),是第一任兴中会会长,福建漳州人,机器工人出身。后饶有家财,设兴中会的总部乾亨行于香港。1899年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1901年被刺客刺杀于港。杨与中山先生的交情及矛盾,后世史家颇有争议。据十四岁就跟随中山先生的老同盟会员冯自由在《革命逸史》记载,当初杨衢云一定要做会长,中山先生为了大局谦让。此只是一面之词,冯写此书时已是1939年,杨已去世多年,而孙中山已上了“国父”的神位。若以早年孙、杨二人比较,四处飘荡的孙显然不如杨这样的成功商人有号召力。

梁家辉扮演的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风姿俊美 ,才思敏捷,和孙中山是香港雅丽士医学校的同学,曾结拜为兄弟。他是孙中山早年的挚友和智囊,孙流亡日本时长随左右。

王学圻扮演的商人李玉堂和儿子李重光亦有原型。李玉堂原型为李煜堂,原籍广东省台山市,是实业家、富商,辛亥革命时期担任广东财政司司长。其子李自重电影中名为李重光,年少时即跟随中山先生革命,曾和冯自由作为香港、广州、澳门等地的私人代表,受孙之委托可在三地发展同盟会会员,可见深得孙之器重。

《十月围城》涉及到一个近代史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山先生以及兴中会、同盟会和江湖会党的密切关系。今日海峡这边的华人将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先行者”,海峡那边的华人更是尊其为“国父”。“先行者”或“国父”和近乎黑社会的帮会有涉,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其实,这种看法犯了以今人之视角去衡量古人的毛病,若回到孙中山革命的初期,和洪门这类江湖会党发生紧密联系乃是时代的必然,否则,孙先生革命的第一步就不可能迈出。

孙中山先生在早期革命的同时,其“三民主义”思想并未成熟,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将投身的事业和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洪门”,以及从他广东老家北上要扫除清妖、不幸半途失败的洪秀全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位成长期一半在大清国治下的香山度过、一半在大清国管不到的香港、澳门、檀香山度过的广东仔,以中原士大夫的眼光看来,是远离教化的野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他和江湖人士有着情感上亲近。

早年中山先生在香港学医时,奔走于省港两地,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位少年常常聚在香港杨家的店铺里高谈阔论,如何造反覆满,被店里的伙计称为“四大寇”,这种称呼分明近似于古惑仔系列电影中那些叛逆的青年人的绰号。兴中会就是以这样一班仇恨满清统治、讲究江湖义气、不无青春激情的年轻人为班底建立的,和当时省港两地多如牛毛的会党并无实质性区别。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在1895年9月(清光绪二十一年)孙中山、杨衢云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仍没有以“革命”二字动员,而是沿袭此前“造反”、“起义”、“光复”等词。直到起义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从香港出发,亡命日本,舟过神户,三人上岸买报纸,看到日本报纸的大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中山先生大喜,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非常好。以后咱们就叫革命党了!

在兴中会建立时,要与强大的清廷为敌,与会党合流是必然的选择。既然选择武装造反,西方国家那种走议会路线、搞竞选的党(party)显然不是效仿的对象;俄国还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俄那种整合一切资源进行武装革命的政党形式,中国人还不知道。那么,中国社会传统的会党,那种组织形式、运行模式是孙中山不得不学习的榜样和依靠的力量。尤其是洪门、哥老会,尽管到了清末,“洪门”等帮会已经蜕变成农耕社会的非主流人士------佣工、商贩、下级军士、无业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帮会组织,但其仍然在动员理论上占据着“反清复明”这样的道义高地。这无疑和孙中山等人的主张一拍即合。1894年孙中山等人成立兴中会,采用的誓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可算作洪门“反清复明”的升级版,革命者致力恢复的已不是一家一姓的朱明王朝,而是“中华”,这“中华”指政权还是版图,还是文化,中华是否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族,此时的孙中山等革命人并没有考虑清楚,入会者盟誓,不脱传统会党底色。但中山先生毕竟比那些生于大清、长与大清,只知道有皇帝朝廷的老会党首领视野开阔得多,在檀香山吃过洋面包的他,知道还有一种不需要皇帝的政权组织形式:合众国。

在国民普遍民权意识不强烈甚至相当淡泊的兴中会初期,民族革命、驱逐满清统治者这种现在看来未免狭隘的意识,亦是孙中山等人不得不采取通晓易懂、便于传播、能打动普通人的动员口号,比洪门乃至太平天国的动员论并不高明多少。兴中会早期,由于吸收的会员多热血青年、江湖人士,少真正有文才和见识的知识分子,连冯自由也承认,“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说白了,还停留在控诉满清屠杀汉族人的残酷,与当时反清的各类会党没什么区别。

兴中会早期,其成员也与洪门、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成员高度重叠。这一点也不奇怪,当时中国还处于农耕社会,有科举前程的士人和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多数是不愿意造反的。只有“流动人口”-----进城打工者、小商人、无业流民以及下级军士,一方面有加入会党或革命党以求改变命运或寻求保护的需要和勇气。对一般会员来说,是很难明白加入洪门和入兴中会乃至同盟会有何不同,无论是造反还是革命,多数人是随大流。兴中会早期对会员的约束和洪门等会党庶几相近,即对组织和党魁(大哥)要无限忠诚,对帮内兄弟要义字当头。入会者要向组织无限让渡自己的基本权利即人身权和财产权,组织有执行“家法”的巨大权力。直到1914年,因反袁再次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建立中国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手模宣誓效忠党魁孙中山本人,这一行为若在传统会党内,应属正常,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所以在党内备受争议。

兴中会成立后,其活动方式也和多数会党一样,没有什么长期的、全局的、细致的规划,反正是瞅准机会就放他一炮,闹出点动静,前期几乎所有的起义都有大量会党成员参与。如第一次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起义等等,完全是凭意气草率起事,其行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上对清廷的冲击。

不独孙中山的革命党,其他政治势力,包括康梁变法失败后,流亡在外组织的保皇派,同样将“洪门”等会党作为主要的争取力量。原因乃是背井离乡去外乡特别是异国讨生活的华人,生存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而加入华人帮会,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孙中山和兴中会的重要人物,和洪门等会党关系密切,甚至就是会党重要人物。1899年,惠州起义前一年,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代表在香港开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1904年,孙中山先生准备从檀香山去美国本土,当时康梁保皇势力巨大。中山先生知道洪门致公堂在美洲势力巨大,意欲加入洪门寻求庇护,洪门中的保皇势力加以阻挠。洪门老叔父----即元老钟水养驳斥道,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文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这样的人应招纳唯恐不及,怎么能拒之门外呢?因此孙中山得以入闱(加入洪门的说法,科举时代阅卷官亦称“入闱”),被封为洪棍(也称红棍,首领之一)。同盟会另一源流以湘籍人士为主的华兴会也有会党背景,创始人黄兴就是哥老会的“龙头”。

1905年,孙中山再入日本,以粤港澳人士为主的兴中会和以湘籍人士为主的华兴会、以江浙人为主的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后两会的成员多是留日人士,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蔡元培、章太炎,这些人多是学养见识出众的读书人,蔡元培还是清朝的翰林,在那个时代属于“主流人士”,显然与兴中会早期“非主流”或者说“边缘人”为主不能同日而语。由此,革命党逐渐与传统会党有了分野,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已有时代的新意。至于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学说,以保障民权、民生与民族革命并举,那就在指导理论上高出所有的会党许多了。再加上有章太炎、汪兆铭这类大才主笔,一改早年兴中会不敢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保皇改良人士论战的颓势。无论从宗旨,还是从人员,或是从宣传手法,一个崭新的革命党蜕蛹成蝶了。

尽管如此,终孙中山一生,还是难脱会党的痕迹。晚年时因俄国苏维埃革命成功,他在广东欲师法苏俄,建立更为强大、能掌控一切资源的政党,然而过早逝世。未竟的“党国体制”在他的学生蒋介石手中才得以完成,蒋仍然不脱会党的弟子,早年混上海滩向“青帮”老大黄金荣递过门生帖子,是人人皆知的史实。直到蒋掌握政权,欲拉拢各地军阀,仍然采取义接金兰、互换谱帖的江湖形式。

国民党从江湖会党的底子,一步步演变为革命党,再演变为执政党,最终演变为议会政治架构下以竞选上台为目标的现代政党,从其一百年多年的历史或许可看出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变迁。

   (刊《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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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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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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