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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好面子,有着悠久的传统。人际间交往,许多人宁愿在经济利益上吃亏,也不愿丢面子。得罪一个人,伤其面子可能是最容易的方式;同样,尊重一个人的方式,莫过于给这个人面子。        普通人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亦如此,只是会换一个说法:“维护当地形象”,而若是有人揭了这地方的短,很容易被当地政府视为“别有用心地抹黑”。台湾来大陆的志愿者张平宜的遭遇便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这位家境优越的记者11年来救助四川麻风村,将一个供麻风村子女上学的教学点建成为正规的学校,已培养百余毕业生。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工作初期曾被当地一些政府人士认为动机不纯,揭当地家丑。

地方政府对报道、揭露甚至帮助改良当地负面现象的行为,认为是故意来揭其家丑,几乎是一种条件性反应。这种反应并不奇怪,原因除中国人好面子的传统外,还由于当下地方的公权力运行逻辑使然。

以张平宜救助当地麻风村居民为例。如果能就事论事,不论这个志愿者内心动机如何,最应该关注的是她的行为是不是在做善事,这种观察的角度应该是最直接也最为朴素的。但这个世道,朴素的常识往往被忽视,而一些附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很有市场,特别是对“政治”那根弦一刻也不敢放松的官员来说更是如此。就如有些人评价上世纪初外国传教士来华兴办医疗、学校一样,贴上“文化侵略”的标签就可以不用去具体考察每一个案了。对来自台湾的志愿者不图名利去深山中关心麻风病人,当地官员不做政治方面的联想倒是不正常了,何况,她真的揭了当地的“家丑”。

害怕揭“家丑”的官员,多半就是家长心态,把治下的人民视为自己管理的子民,有“外人”哪怕是以行善的方式来将一些子民的艰辛与苦难传了出去,就认为是对自己的“不敬”。因这样的“丑事”一旦外部人知道,就会有人质疑自己的“当家”能力,在舆论压力下,自己的上司很可能对他不满,从而影响对其政绩的评价。试想一下,如果当地官员的权力真正是来源于当地人民而非上司的授予,他的权力也通过制度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与制约而非受制于上司的好恶,那么对于“家丑”外扬就不必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了。再以张平宜最初被误解为例,如果是这种权力运行机制,张刚开始来的时候,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观察。因为麻风村的存在原因很复杂,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未必就是在位的地方官员的责任,当地居民自然最了解种种历史因素,那么对真正做事如想办法改善麻风村居民生存状况的官员能理解并支持。“家丑”揭与不揭,都在那里,居民最在乎的是在位者是否有决心和能力消灭“家丑”。而若当地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其评价对官员无实质性的影响,官员进退荣辱系于上司,要三五年就调任外地的上司能了解种种复杂的原因并作出公正的判断,很难。于是,对一些地方官来说,家丑揭与不揭远比家丑在与不在重要。有家丑如果没被揭,舆论不关注,上司也不会因此丢面子,哪怕家丑继续存在也无所谓。而尽管家丑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官员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丑恶现象,但若被揭开了,往往会导致上司不问青皂白的恼怒。

所以,施政的“面子”对一些地方官来说,悠悠万事唯此最大。他们宁愿要一张看起来光鲜但下面血管骨骼坏死肌肉萎缩的脸面,而不愿选择一张看起来有些疤痕但下面血管肌肉骨骼正常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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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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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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