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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广州日报》  有删节)

近几年来,民国史已成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热点,而2010年尤其如此。以大陆研究民国史有名的“二杨”为例,杨天石先生继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后,2010年6月又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更是成为2010年出版界一本耀眼的著作,接连获得包括“文津奖”在内的图书大奖。此外,还有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章东磐主编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独立学者叶曙明的《中国1927  谁主沉浮》等书。

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院邓野于2010年10月出版的《民国的政治逻辑》,应属于去年众多有关民国的图书中的优秀者,惜未引起媒体和读书界应有的关注。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邓野不像“二杨”等人,早已成为媒体关注的宠儿;二是邓氏这部书是其30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论文结集,不但写作的时间跨度大,且学理性很强,不像上述几位的著作那样有完整的事件叙述和人物评介,更吸引一般读者。

但我认为,如果不再满足于猎奇式地了解民国时期的人与事,而希望从历史的因缘、时代的背景,来较深入地探究民国的政治变迁特别是国民党的命运,《民国的政治逻辑》实在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作者在《自序》中说:“笔者自踏入中华民国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至少在主观上始终按照学术的本质从事治学,因此笔者的作品大都具有原创意义。”何谓“学术的本质”,作者在该文中也做了解释,即“只能着眼于问题本身,只能就事论事,无须顾及其他,也不能从属于其他。”通读全书,我觉得作者这番话,决非自夸。

对于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共产党夺得政权国民党败退台岛这一上世纪东亚政治最大的变局,探究其原因的人与著作不知凡几。许多人把两党的历史渊源、政治理念、组织结构、人员构成以及两党领袖蒋、毛二人的性格禀赋、才具眼界做过了全面的比较,但这个问题实在太大,而且两党都还在海峡两岸执政,并不是已成为“化石”的死历史,而是影响当下的“活历史”,要得出公允客观、不带个人情感的结论殊为不易。所谓形势比人强,两个政治集团、两个重要政治人物之间的较量,是不能像擂台比武、科场比文那样依据各种刚性的指标来分胜负,而是综合了诸多时代的因素,有些人或集团看起来优势明显,但抓不住时代的“势”,反而会落败,如秦亡后项、刘争霸。

在1949年前国共争雄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掌握了更为优势的资源,然而落败了,对这一结局严肃的史家不能简单地以国民党腐败、国民党高层无能这种原因来作为定论,而应剥茧抽丝般,尽量用真实的史料来分析彼此力量消长、机会得失。《民国的政治逻辑》辑录的文章中,着重研究的人有蒋介石、阎锡山、傅作义、顾维钧和陈独秀,着重研究的事件包括蒋氏“中国之命运”命题提出、皖南事变后两党较量、国共重庆谈判、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东北问题和四平决战、南京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终结。可以说,这些人与事极有代表性,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基本上可窥见国共两党,蒋毛二公在同一时期面临的不同政治情势,由此导致的优劣势互换。

国民党在历史渊源、组织结构以及动员能力等诸方面,和共产党完全不一样。源于清末同盟会的国民党,几乎是一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治混合体。同盟会时期,这个组织是中国传统江湖会党和士大夫议政群体(如明末东林党)的杂糅;民国建立后,宋教仁曾依照英美政治理念,试图将其改造为一个现代的议会党;北洋军阀时期,屡次碰壁的孙中山决定依照苏俄党的组织形式,将其改造一个集权的、高效的、全能的党。这三者,国民党哪一种成份都有,哪一种也不纯粹和彻底,这是其先天不足,后来的命运悲剧实由此酿成。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就是这样一份遗产,尽管和终身玩借力打力、依靠武夫征伐另一个武夫的孙中山,蒋介石更为强势,学习苏联建党建军原则,创立了黄埔军校,掌握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嫡系政治军事力量。但即使是蒋氏在大陆个人声望达到最高峰的抗战胜利时,蒋也只能是国民党这个大杂烩内各派利益方妥协而推出的“共主”,CC系、政学系以及各路大小军阀,和他貌合神离,使其对手有很大的统战(近似战国的“合纵连横”)空间。反观中共,自长征以后,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党的领袖毛对全党的掌控,是孙、蒋无法达到的高度,比苏俄党的私淑弟子国民党,中共这个嫡传大弟子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意识形态的高度纯化,组织纪律的严明,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组织对个人的控制,是前无来者。时人讥讽蒋氏

“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并非蒋氏个人性格气质,而是时代使然,蒋氏非不为也,乃不能也。邓野在本书中提到:“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通过与蒋氏的接触和观察,对于蒋氏的政治弱点有了深刻了解。在返回延安后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毛泽东的结论是: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

在美国的调停下,这样的国民党,其中枢希望在美式议会民主的外表下,实则以拉拢兼控制各路军阀的方式,将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纲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军事实力的中共纳入麾下,显然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抗战末期,国共谈判,蒋氏同意中共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变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为参加政府,即联合执政为参政。毛当然不愿意中共成为国民政府参政议政的花瓶,对这一提议批示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见该书P.235《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邓野在书中如此评述:“民国政治的全部真谛在于:政党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政党在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武装集团,因而政见之争往往演化为武力斗争。1944—1946年的国共谈判,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共、美三方,尝试引进西方政治原则,以政治解决政见之争,避免政争导向战争的历史惯性。然而,这种西式原则的绝对要求是政党与武力截然分立,能否实现这一分离,便是西式政体能否建立的症结所在。”

邓野此说认为军队国家化是西方政体建立的前提,这里所言的“西方政体”,自然就是指现代宪政,有一部权威而文明的宪法,有一个能代表广泛民意的议会,有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司法体系,从而才可能有一种公开公平的政党竞选制度。然而在国共谈判的当时,军队国家化和西方政体建立几乎是互为因果的,有着1927年惨痛记忆的中共不会用交枪来换取政府里几把交椅,因为其不会相信党国体制下,手中有军队,在议会、政府和司法系统中占强势的国民党,在和交枪后的中共一旦发生政争,会有一种公正的裁决机制。于是,这个结无解,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到底没能终结政见之争演化为武力之争的历史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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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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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 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作家和知名网络人。 我的邮箱是:liy3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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